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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现象:按下葫芦起来瓢

http://www.CRNTT.com   2010-07-14 10:53:14  


我们固然可以欣赏韩寒,但仅有一个韩寒显然是不够的
  中评社北京7月14日讯/“韩寒言说的成功表面上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与知识界人士的集体退场有关,也与他们的言说被装了‘消音器’有关…当知识分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韩寒却拔地而起。他成为一个‘代言者’——代知识分子发言,继而向社会进言。我想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起来瓢’的道理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今日在南方网发表评论文章“韩寒现象:按下葫芦起来瓢”,其内容如下:

  韩寒的《独唱团》已经上市,我想买一本瞧瞧,但它在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却并未现身,便只好去网上订购。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我是希望这本杂志能把文学性与公共性结合起来的,不过我也知道,在今天要想做到这一点也委实有些难度。《独唱团》能否满足我的一些期待呢?过两天我就知道了。

  既然没办法评论《独唱团》,我就谈一谈韩寒现象吧。随着韩寒的不断言说及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对韩寒的封号也越来越多。此前我已见到“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公民韩寒”(《南都周刊》)、“韩寒就是当代的鲁迅”(香港《明报》)等媒体说法,近来我又看到一些学者对韩寒的判断或期许。比如,张鸣先生说:“就公共事务而言,别说官方,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韩寒的影响力》)而崔卫平女士则把韩寒定位于“公民人文主义者”(《韩寒——公民人文主义者》)。

  估计许多人能够同意张鸣的判断和崔卫平的定位,本人也不例外。但我更想弄清楚韩寒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言说与我们这个时代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

  必须意识到,自由言说在今天是受到诸多限制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由于“把关人”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思想出位者、话语越轨者的声音便不大可能在传统媒体上尽数传递。虽然作者与编辑共同努力之后,其言说经过种种“话语策略”的包装或删改也能面世,但那已是相对“安全”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界确实不如韩寒具有影响力,因为知识界主要还是通过传统媒体向社会发言,他们的言说事先已被不同程度消解。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媒体,知识界人士自身也需要负许多责任。张鸣说:“像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怕。怕什么呢?说不好,但就是怕。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偶尔火压不住了,话说得猛了点,就心里一阵悸动,后怕得要死。经过政治运动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也难怪。但是,作为80后的韩寒,显然没有这样的顾虑。”这是从年龄或政治恐惧症上考虑的结果。但除此之外,体制的“内”、“外”之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界人士绝大多数都在体制内求生存,谋活路,这一点已无须多言。而经过20年左右的适应与磨炼,“学院派”或“学院知识分子”大都已被“招安”。他们或者忙活于跑点晋升,或者汲汲于课题申报,成天紧张,终年辛劳,指望着换来著作等身,赢得业内名气。不能说这种做法没有意义,但长此以往,也强化了他们的专业意识,消磨了他们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而其中虽然也不乏公共关怀者,但他们有的遵从“言多必失”的前现代古训,有的恭奉“怎么都行”的后现代理念,只在私下场合议论,不在公共平台发言。何以为之?说到底还是涉及到“饭碗”问题:倘若出言不慎,便会砸了自家饭碗。知识界汇聚的都是聪明人,谁会干这样的傻事呢?

  相比之下,韩寒的言说便显出了他的价值。迄今为止,韩寒的文章均在其博客发表,这就少了传统媒体的种种限制,也少了言说时的种种顾忌。虽然他的博文有时也会遭到屏蔽或删除,但新媒体毕竟比旧媒介具有传播优势。而更重要的是,韩寒是职业赛车手和职业写手,他靠比赛所得和版税收入养活自己,而不需要在体制内混饭,这又造就了他的放言无忌。众所周知,“敢说”与“会说”是韩寒言说的基本武器,但我一直以为,“会说”是一种才能,“敢说”则需要胆量。我相信,在当下中国,像韩寒般“会说”的知识界人士应该不在少数,但他们是否“敢说”,即使“敢说”,他们的言论在发表时是否会惨遭不测,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韩寒现象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因此,韩寒言说的成功表面上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其实与知识界人士的集体退场有关,也与他们的言说被装了“消音器”有关。我曾经在一篇长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中谈到过这一现象,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韩寒却拔地而起。他成为一个“代言者”——代知识分子发言,继而向社会进言。我想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芦起来瓢”的道理吧。

  而由此思考一些知识界人士对韩寒的欣赏,其原因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在我看来,韩寒说了他们不敢说,不便说,不会说,懒得说或者说了也白说的话,他们因此而感到欣慰,也因此而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们既在“80后”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盟友,也通过韩寒在想象中进行了一次仿佛是自己的批判活动。

  但我以为,我们固然可以欣赏韩寒,但仅有一个韩寒显然是不够的。而韩寒的孤傲高标与其言说的大红大紫,恰恰反衬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病象。龙应台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一个健康、开放、真正有创意的社会,里头应该有各形各状的韩寒,不同种类的韩寒,各种年龄层的韩寒。”又说:“如果我们希望的是这个社会真正走向健康、开阔、多元的话,我相信,到最后每一个人独立思想的空间都很大,每一个人独立发声的空间都很大的时候,反而会是一个比较难得有英雄的时代,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时代。”(《“老实说,我从来就不太相信大叙述”》,《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龙应台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单打独斗过,她那时候造成的震动应该不亚于今天的韩寒。而此番思考由她讲出,一方面估计是她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显然也值得大陆的知识界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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