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关于记忆、遗忘、道歉与宽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关秋兰是另一个作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之一，学校一位名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后来，李洁被红卫兵虐待至死。关秋兰老人因当年没有帮李洁说话而后悔。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同事的死做点什么。 　　更早的私人之间的忏悔和和解，这些年一直在当年的红卫兵的重灾区发生。199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前副校长胡志涛收到过一个前红卫兵学生寄来的一本挂历和一封信。这名前红卫兵学生在信中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27年间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谅所有打了她的学生们。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时间也在慢慢地清洗着仇恨。重庆企业家席庆生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亲眼看到母亲被人打死。后来找到了枪手，他们兄弟甚至摸清了枪手的生活规律，打算把枪手绑到偏僻处处以私刑。但一直没有动手，拖着拖着，反而没有这个冲动了。“人上年纪了就更理性了。” 　　劫后余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么令让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个夏天，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极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在寻找惨剧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这些往事，我就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愤怒，我们这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变。这几乎也是他们这一波忏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极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学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他们只是在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红卫兵道歉时，将之称为一个“良好的开始”。——是的，如果相对于红卫兵的庞大规模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造成的深远伤害，这些基于个人良心自觉而产生的零散忏悔，从质以及量上点数，都过于单薄。这的确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想，文革后的我们，对受难者的死亡做了什么？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是否为他们讨得正义？”王友琴说。 　　著名的伦理学家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依据他的理论，宽恕抑或和解，并非不计前嫌不记过往。“宽恕是一种拯救，它将每一个人都从往昔灾难的阴影里拯救出来了。” 　　可以预见的是，已经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围观者，都将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辞世。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这个星球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她更加强大，也必将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当程璧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一行行扫过拿着申小珂给她的道歉信时，应该有另外一个放大镜扫过1966年的那一段历史。然后在真相的基础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样。 　　（作者：杨继斌）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