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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0-11-16 14:00:49

1968年，上海，某高校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大会。 、（杨秀云/FOTOE/图） 　　中评社北京11月16日讯／“没有每个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运动，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自己”……《中国青年报》今天登载张彦武的文章“红卫兵忏悔的可行性路径”，详细如下：   　　4日和10日，《南方周末》与《中国青年报》均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申小珂、胡滨时隔44年，向当年间接伤害过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程璧投书致歉的事件。黄秀辉先生跟进评论道：“没有每个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运动，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体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们自己”（“青年话题”11日），新浪网以“红卫兵的忏悔是公民良心自救运动”为题，转载了这一高见。  　　 黄秀辉就集体性忏悔的必要性进行了细致剖析，但在缺乏基督教背景和忏悔传统的中国，还有必要就阻碍这种忏悔（包括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集体性狂热的反思）的原因及推进的可行性路径做进一步探讨。 　　首先，必须反思和清理当下精神生态中对“道德完人”的幻想，以及充满悖论的道德标准。近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吴中杰（其夫人也是上海写作组早期成员）、剧作家沙叶新及武汉学者古远清等，言之凿凿地证实余秋雨是“文革”中上海写作组的成员——当年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和另两个负责人陈冀德、姚汉荣以及骨干胡锡涛等都认为，余秋雨“旧意识太重，一旦成名，就要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南方周末》2月24日） 　　对于名人们的拒绝忏悔，需要检讨的也包括知情者和一般公众、媒体，因为他们的名声乃至撒谎到底的“底气”，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和公众给的、惯的——这和对学历造假的唐骏、剽窃他人作品的郭敬明放弃道义谴责的实质是一样的。 　　鉴于有过“文革”经历的知识分子、公众人物的超越性人文情怀与现实影响力，他们应率先反思、忏悔。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遗愿虽未最终实现，但他晚年通过《随想录》主张对“文革”进行道德忏悔，并从全人类角度看待它（党史前辈廖盖隆曾将其与作家邵燕祥建立“文革学”的建议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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