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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大逃港实录 | |
http://www.CRNTT.com 2010-12-08 12:15:25 |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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