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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中评社北京3月17日讯／传说中，为秦始皇率领童男童女海外寻仙的徐福，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后在日本岛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后人。 　　这一传说是否为真，并无确论。但中日文化发展在早期的时间差距，的确非常醒目。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期的绳纹时代。 　　古代中日的渐行渐远  　　教科书教导我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从古至今，在不断从西向东迁移。早期，最兴盛的是靠近中国与朝鲜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为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养分，之后，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户（东京）转移。很显然，这一文化中心从西到东的迁移过程，也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不断打造“自我”之主体性的漫长过程。 　　在日本尚无自己文字记载的年代，要寻得当时的故事，只能到中国或朝鲜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故事。当然，在那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名，都尚未出现呢。 　　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寻找中国印记，这当然并非难事。武士的起源，与日本对唐律的借鉴，息息相关；“天皇”的名号，也由唐朝来。国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这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但也呈现出日本力图疏离于中国文化的尝试。所谓“大和绘”，及其独一无二的“脱顶鸟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国画 （“唐绘”）之外，另辟蹊径。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语》，带来一个问题，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重要的小说都是女性所写？英国学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书中指出，这关涉到“空间”与“语言”的性别。其时，“内外”、“公私”领域划分严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间中工作，女人在内部／私人空间里徜徉。男人们用汉字写正式公文，女人们则因有闲暇，又无公事羁绊，得以使用汉字之外的另一种书写系统—创作！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原初颇为“性别化”的额外空间与语言实践，促进了日语逐渐削弱汉语影响的独立发展，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识的增长，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指出的，语言，乃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在前现代世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对“自我”的不断追寻（从中国习得，又力图发展自己的语言、绘画、文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摆脱。德川幕府时期，统治者即开始拒绝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现代，先生/学生的关系更加翻转，而中日之间，还有一个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何谓近代》中的说法：“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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