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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中尊重货币发行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4-08 08:21:54

文章认为，货币供应量暴增之后的堆积效应依然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既有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观念扭曲对信贷饥渴引致的货币发行跟随效应。 　　1995年以来，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被动超发货币的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的负面结果之一便是通胀。而耐人寻味的是，1995年，中央在制定“九五”计划时就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2008年的那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似乎打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部署。谁都知道，中央政府在2008年11月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层面上是成功的，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史上也将有其历史地位。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两年来的得失，我们既要看到政策执行的积极效应，却也不能忽视业已出现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来看，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超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框架，应急性色彩着实较为浓厚；而美、欧由于金融业受伤较深导致复苏之路尽管道阻且长，但其通过修复金融业的融资功能进而提升内生性复苏能力的路径，其在复苏的可持续以及减少负面影响方面的努力无疑值得中国借鉴。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复苏是以耽搁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同时还得承担宽松货币政策引致的通胀风险，总体而言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覆的次优复苏。事实上，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执行之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有效治理产能过剩问题并适度管控通胀预期，如果不是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管理层有意识地收紧信贷流动性，并且货币政策在2010年下半年全面转向，则今年面临的问题恐怕还要严重。 　　文章称，宏观调控作为世界级命题，始终在折磨着无数中外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的神经。但对于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智囊来说，或许还有一个切实难题：现有理论储备以及政策建议水平明显落后于现实需求。笔者以为，这也可能是今年以来政府在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驾驭宏观经济过程中，调控难度与压力较以往明显增加的原因之一。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异常复杂且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的巨型经济体来说，有效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早日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显得迫切。否则，在经济困难时期简单高举凯恩斯主义大旗尽管可以对经济“热启动”，但肯定会使业已失衡的经济平添更大的转型成本。 　　文章指出，决策的前瞻性是极为重要的。在天量信贷投放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继续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失衡加剧、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可能再度抬头。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有可能出现反覆且国内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不明显的情况下，既有货币政策一时间实在也难“功成身退”。而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又是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的政策初衷，不能不说，这也使得今天的货币政策转换面临更大的成本。 　　转型不可再耽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尊重货币发行理性，则是控制通胀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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