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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非遗”: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戴晓莲:亲历古琴冷与热

  古琴很古,有三千年历史了,它经过历朝历代的磨难与颠簸而没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顽强生命力的

  主笔/沈嘉禄

  难以数计的中国古老乐器都烟消云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们只能在《辞海》或专业而冷僻的音乐典籍中看到它们枯枝败叶的形象,也无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极简约的古琴传了下来,这主要得益于高山流水的知识分子,中国文人一直将古琴视作自己的生命伴侣。倾听与诉说两种功能结合得最完善的,当数古琴。琴、棋、书、画是文人的必具修养,抚琴、挂画、品茶、闻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这里的琴,古称瑶琴、七弦琴,到了20世纪初才被称作古琴,并非体形稍大一点的古筝。

  抱琴看鹤去,枕石待云归——文人墨客对这个意境神往不已。

  “现在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外面的世界太嘈杂了,嘈杂得快放不下一张古琴了。”戴晓莲对记者说。阳春三月的一个下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授课的时间到了,三个学生如约而至,开门间隙,二胡或琵琶的声响就从扁扁的门缝里钻进来,这个楼面是民乐系的。师生坐下后,先喝一杯乌龙茶,让心静下来,手机关了,戴老师约略点头,一个学生就将手指按在弦上,乐声响起,记者听出是《渔樵问答》,从地老天荒传来的内心沉吟。

  戴晓莲现为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她学琴教琴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古琴这门艺术在当代中国忽冷忽热,忽上忽下,为主流社会弃如敝屣,又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戏剧性命运。尤其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喧腾声中,对“当春乃发生”的“古琴热”现象,提供一种可以冷静分析的样本。

  命若悬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来的身世写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学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败,社会环境有所松动,当时上海出现了学琴热,光是学小提琴的就有十万之众——以中小学生为主,那么民族乐器也有人在学了。随着以一曲《战台风》而名动神州的筝成为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那么古琴这个老古董也允许露面了,至少不会有人像阿Q造反时冲进尼姑庵那样再革它一革。

  这个时候,张子谦老先生从牛棚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张子谦是谁?他就是戴晓莲的叔外公,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龙翔操》而驰名琴坛,被誉为“张龙翔”。他20岁时到上海谋生,几乎一辈子操琴,在我国近现代琴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他把琴曲中频繁的速度变化转换为一种独特语音乐言,既不同于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于吴景略的流美绚丽,而是表达出一种极具自我意识、气息宽广、随心所欲的心声,体现了一种韵律之美,开创了琴坛生机勃勃的新风气。张子谦在建国前参与“今虞琴社”的创办,并接待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建国后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带出了一批学生,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几部动画片配过乐。这样一位民乐专家,至“文革”一来,自然成了封资修的老朽,送进牛棚。

  好了,这个老古董回家了,戴晓莲此时还在读小学二年级,顽皮得像个男孩,对古琴一窍不通。她对记者说:“我们是住在楼上楼下的,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窥视他在干什么,看到他在弹琴,就推门进去坐在边上听一会。当时学校里不读什么书,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时间太多,就有意让我跟他学习弹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从此每天放学后就到他家学琴了。他从来不教看谱,弹一句我就跟一句,哪个位置,哪个手指,哪样音调,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他从不严责我,只是长吁短叹:‘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点样子了,他就会拿出油氽花生米奖励我。”

  当然,此时古琴还没有像筝那样被主流意识形态“招安”,学琴只能关起门来学,鬼鬼祟祟的跟偷听敌台差不多。张子谦反覆叮嘱戴晓莲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万不能提“古琴”两字。但日子一久邻居还是知道了,点拨小姑娘:“这个琴是‘四旧’啊,早就扫进历史垃圾箱了,还学它干什么?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厂、农村也没人欣赏,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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