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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政治变革的一般规律

http://www.CRNTT.com   2011-06-28 11:45:43  


 
国企及官僚成为新利益集团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个转折点。为了应付危机,国家出台了巨大的财政金融计划。而庞大的财力都是通过国家本身,即国有部门而实施下去的。这就导致了利益集团的急剧扩张。国有部门的大扩张,马上打破了原先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国有企业取得绝对的主导地位,快速地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好时光不再,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例如通过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国社会。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部门的扩张,也没有为传统社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国有部门是工人阶级的制度基础。但现在的国有部门已经具有了不同性质,国有企业很难说是国家的,而更多地属于国家企业管理者或者国家的代理人的。实际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不公正、收入差异扩大、腐败等等现象的根源(本栏早先已经论述过)。

  官僚系统本身也俨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每次改革也是想缩减政府机构和官僚人数,但实际上是相反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小。在分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层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例如原来的地区级只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而现在则已经演变成实体,一级政府。同时,也出现了计划单列市。这不仅仅是官僚机构变得庞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拦截了中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官僚机构的无限扩大,必然造成社会空间的缩减。随着财政税收向官僚机构集中,国富民穷变得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官僚机构严重和社会脱节,一个个官僚机构犹如一个城堡,和人民没有有机的关联。而且,官僚系统开始演变成独立的系统,它们享受市场的好处,而可以豁免市场的坏处。无论是社会保障、医疗、住房和食品,各种不同的特供系统不断涌现。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系统严重和社会脱节,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况下,哪里能够出现改革的动力?

  而在各种利益集团大扩张的同时,执政党领导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从而大大缩减。因为党内民主的需要,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且领导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例如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5人扩大到现在的9人)。党内民主的程度扩大,意味着权力在顶层的分散状态。因为权力不再集中,权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为分权只是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而不是向社会的分权,社会组织不能发育起来。同时,社会也没有能够影响政治过程的有效机制,因此既无能对主张改革的领导层有所支持,也不能对既得利益有所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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