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20日讯/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日记中政治立场正确的“我”是他的传声筒吗?劳伦斯说:“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的人。”
八十多年来,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直在吴虞设定的框架下解读,被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 ‘吃人’封建礼教的小说”,其神圣地位不可动摇。几代读者不仅同情狂人的不幸,而且还为他的呓语与结论叫好。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狂”历来享受特殊待遇,狂才、狂士、狂生、狂客都是放浪不羁者的美称,他们不受礼俗的约束,因“狂”而贵。因此,现代读者无条件地认可乃至推崇《狂人日记》中的“我”,并相信只有他才配得上命运的折磨,还真有一些难以说清的历史与文化上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成全狂人的声名、使他免遭强制性检查与治疗之辱的恰恰是被他全然否定的中国“狂”文化。比如李白就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之句,辛弃疾甚至以“狂”傲视古今:“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狂人日记》被理解为刺向所谓封建社会黑幕的匕首,但是小说的短序却说,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作者当时的病状,为“迫害狂”之类,编者把它们撮录成篇,目的是“供医家研究”。这段文字出自整理者的手笔,以文言写成,也是小说的组成部分。整理者纯属虚构,绝不能与鲁迅本人混淆起来。同时,他也未必就是鲁迅暗中取笑的对象(因戴了写有“正常”两字的高帽子),在他和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的序言作者“小约翰.雷博士”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假如研究者仅因短序的文体就断定日记整理者暗含的立场必为鲁迅所恶,未免过于草率。鲁迅对文言,并不是一贯憎恨,他自己不少题记、序跋就是用文言写的。至于旧体诗,更不必多说。不少读者从短序得知病人痊愈后“赴某地候补”,马上联想到传统势力难以抗衡,因而哀其不幸。解读《狂人日记》,是不是非得因袭这种套路?鲁迅没有高士、隐者愤世嫉俗的“狂”病,不然他就不会在北京政府部门担任公职,或赴国立大学执教。他曾经学医,对种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自欺欺人的奇妙现象,观察细腻,这种本领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笔者以为,狂人并不一定是鲁迅的传声筒,或他创作时所希望读者认同的英雄。狂人也可以是阿Q 的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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