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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为什么我们需要忏悔

http://www.CRNTT.com   2011-08-03 11:03:45

对此，要坦率承认，缺少悔过和忏悔正是我们的民族对“文革”反思的一个致命缺陷。即使那些被誉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革”回忆录中，也鲜少听到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人呼吁，从“文革”结束到现在，30多年间，有识之士对我们对“文革”的遗忘和不忏悔，不断呼吁，巴金老人先前就孤独地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多数人出于某些考虑，拒绝忏悔。 　　什么原因促使多数“文革”亲历者在面对历史时，不敢承认过错，为自己的灵魂忏悔？我想，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文化看，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这也就不可能给忏悔以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我们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除此外，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所以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这段解释参考了学者王晓华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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