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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http://www.CRNTT.com   2011-08-29 18:11:48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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