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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儒家教化体系是否可行？

http://www.CRNTT.com   2011-10-26 11:15:09

现代心理学和伦理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某种道德原则为道德主体所接受，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习得的，而习得的关键，是对与习得者有亲密关系的榜样的行为进行模仿。所以，儒家“内圣”开“外王”的逻辑，并没有对从认知到相信再到奉行这道德领域中最为关键的两个飞跃给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个论证，正是英国哲学家密尔所说的“道德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回答道德“义务从何而来？它的约束力来自何处”。 　　更大的漏洞出现在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再到平天下这三个环节。俗话说：“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个体道德修养再高，也保不定就能够把整个家庭整饬好，更何况是国家乃至天下。治理一个国家与治理一个家庭，完全就是两码事。家庭的维系纽带是血缘，父亲不仅与其他家庭成员近在咫尺、亲密无间，而且对他们（或许应该将母亲排除在外）天然地就拥有权威，因而对他们实行道德教化、实现道德权威的统治是可能的。但在国家、特别是现代大型国家中，道德教化根本不可能成为有效统治的基础。因为随着血缘和空间距离的扩大，上述那种对道德习得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亲密濡染不复存在了。所以儒家的教化主义政治观，本质上也属于哈耶克所论说的那种只适用于传统“小型社会”，而不可能适应于现代“巨型社会”的道德政治观念。 　　至于“平天下”，儒家的总原则是把文化中国作为中心，对四夷列国则“修文德以来之”。教化主义政治观既然在治理较大规模的国家上捉襟见肘，对规模更加庞大、以国家实际利益为各自根本诉求、且缺乏一国之内那种可以用以强制推行某种统合性道德观的政治强力支持的国际社会，其无能为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中国鼓吹复兴儒学、重建儒家教化体系，至少在策略上是不明智的。儒学就算真如秋风所说的那样完美，但因其长期以来就是帝国专制制度重要构成基因的历史事实，“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非常容易成为某些人谋求“复活”乃至加强“旧罪恶”的重要助力。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当前更为紧迫的，应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吸收已在某些人群中得到充分检验的现代文明的核心精神，尽快在这种精神的基石上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宪政体系，然后在这个宪政框架下，允许并鼓励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所有思想文化自由传播，并在交互碰撞融合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如果颠倒了这个顺序，儒学很可能再次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块巨大绊脚石。 　　秋风先生引述台湾的例子，认为其“温良恭俭让之民情”，与其基础教育中依然有诸多经典诵读有极大关系。这个论点也不能成立。笔者接触过不少在台湾接受教育长大、在大陆谋生发展的台湾人，其中并不少见存在明显道德问题的人士。这些所受基础教育与留在台湾的同胞并无不同的人士，之所以“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最大的可能是由于两者所处的生活生产环境不同。如果我们无法否认台湾的市场制度比大陆成熟完善许多，那么就要承认，台湾与大陆民情的差异，适足以证明大陆的市场制度环境亟待进一步改善，而不能证明读经教育对道德形成与持守具有效用。 　　我们确实需要加强道德教育，但不是推行尊儒读经，鼓吹君子盛德、“君师一体”；而是要“卑之无甚高论”，尽可能减少生硬说教，而用活泼生动、贴近人心的方式，将人类共通的那些常识性道德、基本道德，教给我们的孩子，植入他们的心底。至于精英们，都这么大个人了，而且还都是脑袋瓜特别发达的群体，我看他们缺的主要不是道德认知，而是制度制约，对他们还是少谈点教育、多来点有效的制度约束吧！ 【延伸阅读】诚信建设需重建教化体系（2011年10月21日 《东方早报》 秋风）   　　10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描述当前的现实是：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现象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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