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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解放”与中国的文化崛起

http://www.CRNTT.com   2011-12-27 11:39:29

利益的腐蚀性更甚权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 　　温家宝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改革政策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已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做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来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方面的人来申请。你听话了，我给你一块；你不听话，我就不给。除了十足的腐败，这个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就是行政控制。 　　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体面的生活，这就会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想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进行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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