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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 | |
http://www.CRNTT.com 2011-12-31 08:28:51 |
其次,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 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九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 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 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40%。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 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 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而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 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但关键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从而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的长效机制以及有效的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 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状态。 再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 什么时候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 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而落后地区,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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