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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3-06 09:26:55

区分外交专业与政治任命 　　外交方面也如此。领导人物的频繁变换，经常导致他们的短期利益观念，很难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并不说他们没有长远利益观念，而是说制度限制了他们不得不具有短期利益观念。再者，外交需要经验的积累，“资深”对外交来说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那些伟大的外交家和外交战略家都是“资深”人物，也就是一辈子在外交领域打拼的人物。但在中国，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使得“资深”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政治人物终身制的时代。不过，这些“缺陷”并非不可能克服。从各国经验看，中国要把政治人物和职业外交家区分开来，也就是要在外交系统确立职业外交家（公务员）制度和政治任命制度的分离。政治任命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进行的，并且需要从属于限任制和年龄限制，但职业外交家不能受政治任命的影响。这种分离即可以保证外交领域政策，在变化和延续性之间的平衡，也可以充分利用职业外交家所积累起来的经验。 　　光有职业外交家的经验，仍然不足以促使大外交的确立，因为职业外交家只是外交的执行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养一些能够超越具体利益的外交战略家。李鸿章、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不过，现实地说，要中国出现类似的外交战略家已经非常困难。怎么办？中国可以培养出类似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那样的战略家。他们既可以来自职业外交家这个群体，也可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但不管如何，他们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他们不应当有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利益，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界定“国家利益”及其追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方法。这样的战略家必须和政治家配合，在重大外交决策上扮演重大作用。这样，就可以进而实现决策（政治家和战略家）和政策执行（职业外交家）之间的分离。 　　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中国的情况是，主要政治人物对外交缺失兴趣，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缺少和实际政治和政策的关联，职业外交人员只聚焦于具体事务的执行。这里，只有微观，没有宏观，更没有微观和宏观的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产生大的外交观念，大的外交格局？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或者“科幻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就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中国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着国家利益。 　　在外交的社会环境中，民意也正在变得不可忽视。外在世界把此称之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愤怒是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民意无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外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都在产生着相当的影响。尽管还没有类似于民主国家的表达机制，中国的民意也不可避免地变得重要起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交领域民意的愤怒与其说是对外国的愤怒，倒不如说对本国外交的不满。实际上，自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确切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大多是表达对政府外交行为的不满。但这种愤怒的民意，经常促使中国的外交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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