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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 | |
http://www.CRNTT.com 2012-03-18 09:35:30 |
第二次杭州会议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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