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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http://www.CRNTT.com   2012-05-12 08:27:58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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