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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轩：台湾选举这些年

http://www.CRNTT.com   2012-06-03 09:47:24

民进党如何崛起？ 　　为什么说美丽岛事件扭转了台湾民主发展的历史、政治发展的历史？在事件爆发之后，就迫使国民党高层不得不考虑他们所面对的局面，未必都可以再用传统的方式去处理了。他们也亲眼看到，不管怎么样，哪怕区域很小，有人已经打算牺牲性命，这些人已经是“敢死队”了，他们不是义和团，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留学生，他们类似于黄花岗起义牺牲的国民党的志士。所以当局重新思考，促使后来开放党禁，让民进党变成合法政党，可以在合法的、正式的政治上跟他们争高下。我们要知道在野势力强大与否跟在野的手段、野蛮还是文明与否有一定的关系。有一个光谱，这个光谱是离权力越远手段越激烈，在还被称之为党外的时候，他拼命打，但有合法政党资格时就会比较温和。可虽然有了政党的合法身份，离权力遥远时还是有激进的手段，有一天他执政了，更会更温和，要接受现实。因为现实是稳定政权的最重要条件，不跟现实结合，怎么稳定政权？ 　　因此到今天，民进党许多重要人物不得不接受他们不可能再玩台独这一张牌，这就是现实，这是许信良讲的。如果永远不能执政，谈理想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必须接受某些条件才能执政，在逻辑上很清楚要达到理想必须要做一些妥协。民进党今天也有这种觉悟。因此在他们离开政治权力越来越近时，特别是普遍的选举，比如立法委员选举、市议会的选举、甚至乡镇选举、基层选举越来越普遍时，势必要考虑到许多新式问题。如果永远不跟中国大陆妥协，永远不跟中国大陆来往，永远高举台独的旗帜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不能干这个行当，所以他们设法跟大陆接触。比如我的一个学生是民进党的，现在是立法委员，他曾经代表谢长廷要到大陆做传信的事情，开放党禁。第一任主席是黄信介，他是一个霸气十足的江湖客，家里很有钱。他在日本时曾想跟中共代表在日本见面，而且那个时候绝对可以证实他不是台独，至少在黄信介做民进党的主席时代，民进党并没有把“台独”当做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台独”问题，也许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为当然，他们根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至于两岸出现“台独”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大到形成一个两岸政府都必须要正式、要面对并且十分伤脑筋的问题，是以后有人把“台独”这张牌不断炒作，可以变成在选举里呼风唤雨的条件，“台独”渐渐成形而壮大，是这样来的。所以在黄信介时代没有这个问题。 　　在台湾整个政治势力的版图上，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的天下，不属于国民党的区块非常小，这是怎么回事？假如对抗清政府，所有的地方势力结合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国民党在那么大的影响力之下，要反对国民党，就是中山先生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他们是“联合全岛以平等待我之党派”，我们来组党。所以民进党吸纳了各方好汉对付国民党，同时各方好汉里颇有点亡命之徒的勇气。施明德这种人很罕见，他讲道理，非常坚持道理，可以用他的性命维护他的道理，施明德是美丽岛事件里被释放出来的人唯一没有签字的，他绝食多少年我不知道，好像仅次于南非的曼德拉，他是打算死的。最后把他放出来，让他签名。他不签名，签了名就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最后把他推出去说“你回去吧。”像这种人民进党也吸纳，因此初期的民进党接纳了各方好汉。各方好汉包括齐世英先生（齐邦媛父亲），他是东北一号，是跟张学良干架的（这其中的渊源你们自己去看书，就不多说了），包含若干的立法委员，在大陆选出的立法委员在讲政权之下，他们立法委员的身份不断维持了几十年，所谓“万年国会”的委员，其中也有跟老蒋先生不合的、反对他的。所以民进党最初是靠齐老先生这帮人帮着组党的，当年跟高玉树、雷震搞反对党，让老蒋给扑灭了。老蒋敬酒不吃吃罚酒，后来碰到了“绿林好汉”。 　　最初组织反对党是雷震、齐世英，他们都是书生造反，比如我们家里有一个柜子、壁橱拉开，德文的、日文的、英文的、俄文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在里面，那时候他们做反对党的时候藏在我们家里的书。现在我想那时候的做法其实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是书生。自己都给关起来了，还担心这些好书得好好留下。不过我的父亲胆也够大，把那些书往家里搁。所以当时反对党最早一批人早就被扑灭了，后来要阻挡的那些人绝对不会有最初的那批人那么简单，就像陈胜吴广不算什么，到刘邦、项羽才是一回事，才会真正动摇、威胁到他。所以这帮人在有很深刻的认识，同时怀抱着理想的外省老委员帮助之下、指导之下、推动组织之下成立了民进党。民进党也要想到外省老先生对你们其实蛮有功劳的。 　　在这里我讲一件事，他们最初很尊重外省老委员，开会时所有人都是闽南人，只要有一个类似于费希平、齐世英这种人，比如只要费希平在场大家都说国语。我非常惭愧到今天还不会讲台湾话，我在台湾坐计程车说“去重庆南路。”司机就问“你是哪儿的，你到台湾多久了？”我说“我从小在这儿。”“那你怎么不说台湾话，学都不肯学。”我就开门下车，不好意思了。这是后来碰到的事，最初没有这样的事，没有所谓本省和外省，“二二八”也没有造成这样的隔阂。现在比较起来美丽岛事件直接受到司法的制裁的、被判刑的这些人都是比较文明的民进党，这很奇怪，因为在革命的历史上，第一代革命的人都是把脑袋瓜拴在腰带上，随时可以送命的人，可民进党不一样，民进党最初的一批人彬彬有礼。我跟吕秀莲在当年有一些交情，她也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人非常文明，也许会坚持他们的见解、政治立场，但在手段上不会不堪，不会下流。哪一个美丽岛事件入监的人像陈水扁那么下流？台独立场再坚定的人也没有一个像陈水扁那么下流，那么胆大妄为。所以这一批美丽岛人都给关起来了。少数的外省人的同情甚至加入民进党国会籍的民意代表们渐渐被排除了，为什么？民进党越来越本土化，越来越喜欢说“我们台湾人……”，这很讨厌，格局就越来越小了。 　　我记得在民进党某一次会议上讲到台独，主张台独，很激烈。东北选出的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当场站起来就走了，就不干了。当然也有美丽岛系的重要人物，虽然她老公被关在监狱里，但老婆出来了，还有比较有见解、有教养的人到费希平府上劝他息怒、好商量、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费希平说再也不回去了，他们搞台独。这是民进党早期的本质，但是民进党的大权渐渐转移，美丽岛事件那一些人需要有律师辩护，律师基本上没有牢狱之灾，他们也没有政治经验。但他们本土化的思想比较浓厚，也比较容易倾向于“台湾主义”，其中也有一些学历不错的，比如陈水扁，一辈子没考过第二名，在台大读书时就已经通过了律师特考，而台湾的律师特考连1%的录取率都没有，他很聪明，很有办法。他们就替美丽岛成立了一个律师团在法庭上辩护。那也是玩命的，因为那时候的台湾司法制度把牵涉到政治、政权问题的一类案件归于军事法庭，因此他们是接受军法审判。军法审判根本是让国民党随意的上下其手，里头的冤狱太多，但这些律师团就替他们辩护。到后来谢长廷、陈水扁、江鹏坚这些人事实上是美丽岛律师团出身。因此这些曾经为他们辩论、辩护但并没有出生入死的人开始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所以他们出来开始竞选，但也很残酷，比如早期的许信良、后来的施明德都离开了民进党，等于是被赶出去了。律师有一个习惯就是谋求现实，这个案件要胜诉，我相信能胜诉，失败是另外一回事，但胜诉是铁的事实。后来民进党的权力渐渐被当时的律师所掌握，因此现在在台面上看到除了上一任的考试院长的姚嘉文，苏贞昌、谢长廷、蔡英文都不是当年革命时代的那一群战友了，后来凭着他们的聪明在半路截过来了许多利益。在台湾还是有一些在野的隐士，当年在争取人民权益时也曾出生入死，但他们的名字不见了，没有人记得他们：国民党不记得他们，民进党不会提起他的名字，老百姓无从认识他们。一直到陈水扁的贪渎案出现，我们才发现最反对陈水扁是在山里种菜、种树的老民进党员，而这种民进党员曾经受过国民党监狱里的酷刑，可他们的正义感超过他们的政治力量。“我们如此辛苦的创党，岂能让你如此的糟蹋”。所以他们里面的人对民进党、对陈水扁是最凶悍的。我觉这很好，表示这个党还没有死绝，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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