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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国

http://www.CRNTT.com   2012-10-23 14:46:37

莫言的姑姑，也是莫言获奖作品《蛙》中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村里人的观念依旧是传统的重男轻女，即使面临高额罚款，不少人家仍想生二胎。《蛙》就是以新中国60年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现实的国 　　在高密那家酒店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莫言说：“作家的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着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运，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人读过我的书或者在座的朋友们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的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是非常严肃的。我在80年代写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批判。” 　　1984年，莫言的四叔赶着牛车给糖厂送了甜菜后回家，在路上被给公社书记运货的卡车撞死了。对方只陪了3000块钱就将四叔家人打发，这让莫言非常愤怒，他曾给大哥写信，想回家打官司，替四叔讨回公道。 　　1987年春节，回家过节的他在《大众日报》上看到山东苍山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因为蒜薹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蒜薹卖不出去，农民一怒之下烧了政府的办公楼。 　　莫言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这部小说，他只花了35天时间。他曾经回忆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本书里有我的良知，即便我为此付出点什么，也是值得的。我一贯认为小说还是应该离政治远些，但有时小说自己逼近了政治。写这样的小说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小说中描述的现象在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样板。” 　　1988年秋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来中国访问，找到莫言，希望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此后，葛浩文成了莫言作品最重要的英文译者，让更多的西方读者知道了莫言，为他日后获得瑞典学院的认同打下了基础。 　　这一年，莫言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硕士班里学习。他当时的硕士生导师童庆炳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后，向本刊回忆了这位学生。莫言的硕士论文《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就是在童庆炳的指导下写的。“莫言不是一味照抄魔幻现实主义，应该说他的起步就是写现实，莫言不是洋派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他自己的创造。他把山东的民间艺术带进小说中去，形成了新的特点。” 　　童庆炳非常赞赏莫言的《蛙》。“这是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非常难写，不了解农村生活，根本写不出来。” 　　在高密东北乡红高粱大道旁的一个院子里，我见到了《蛙》里面做妇科医生的姑姑的原型管贻兰。在现实中，她就是莫言的姑姑。她给我们讲了莫言当初如何从她这里获得写作素材的经过。我问她，你怎么看计划生育政策？管贻兰说，经我的手做人流打掉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个，以前我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的，现在，我觉得应该改变了。 　　除了姑姑，对莫言创作影响更大的是他姑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大爷爷”。他从小便从大爷爷那里听来各种故事，这些故事日后成了他的小说之源。“我爸爸曾经跟我说，斗（莫言的小名）将来会成为大人才，我是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管贻兰说。 　　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结果的那个傍晚，管贻兰的儿子王炘开车去往表哥莫言家，要给他送一个给小外孙量体温的体温计。晚上7点，王炘从广播里听到了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上楼之后，他在门口碰到莫言，他说：哥，你太伟大了。莫言只是笑了笑。 　　当天晚上6点40分左右，莫言便接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秘书长的电话，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距离晚上对外宣布获奖者的7点钟还有20分钟，这20分钟是莫言既能享受喜悦，又能享受平静生活的最后时间。20分钟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人生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改变。 　　他从中国作家中被选出来，站在了灯光耀眼处。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有一批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经常提到的用来与他比较的一位就是他在北师大读作家硕士班时的同学余华。这个班上的同学还有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这是一个作家明星班。 　　童庆炳回忆：“1988年，我在北师大研究生院担任副院长时，亲自给教育部草拟了这样一份报告，我认为中国应该发展新世纪的文学和青年作家。各个地方都有很多训练班，都是没学历的，我要求办一个有毕业证有学历的、由北师大跟鲁迅文学院合作的研究生班。” 　　这几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接到许多学生的祝贺短信和邮件，“祝贺我的预言实现了。”10年前，张清华就说，10年内，当代作家中，要么莫言，要么余华，将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们业已有大量作品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并且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俩人的作品最容易为西方读者和知识界所接纳。莫言的小说有着最为浓郁的东方文化、地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含量，有着最为奇特的想象力，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条规则。余华的小说则总是用了最简练简约和最精确乾净的叙事，传达了人类共同的主题——人性的黑暗与温暖，他小说中的民族性几乎被删除乾净了，但这也使其更具有人类性。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殊途同归。这是我看好他们的理由。” 　　作为作家硕士班的学生，莫言度过了8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90年代的最初两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分水岭，作家的地位在此前后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1990年暑假，莫言陷入困惑。“脑子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找不到文学的语言了。我想我真是完了，我的创作能力已经彻底没有了。”这一年，最诡异的是，他用戏说的形式改编了《沙家浜》，寄给《花城》杂志希望发表，结果被退稿。 　　第二年暑假，莫言去了一趟新加坡，碰到台湾作家张大春。张大春向他约稿，在台湾发表。在假期里写了16个短篇之后，他感到开始恢复讲故事的能力。 　　当莫言在1993年发表了他个人非常满意的《酒国》之后，四周悄无声息，人们几乎把他遗忘了。那个时候，最被人关注的长篇小说是《废都》和《平凡的世界》。 　　《酒国》里已经没有“高密”这个词汇。莫言构建的王国开始动摇。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学已经从殿堂里跌落，没入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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