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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汪精卫背叛出逃后蒋介石做何反应

http://www.CRNTT.com   2013-01-12 11:22:46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什么牺牲都可以的……”《南湖致刚父》(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特交档。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1日。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影佐祯昭:《漫谈》,《现代史资料》(13),《日中战争》(5),第360页。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会晤影佐谈话纪要》,〔台北〕《近代中国》第129期,第125页。

  蒋介石并不了解高宗武在香港和日本的这些活动内幕,但是,他对高宗武擅自赴日的活动强烈不满。6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高宗武荒谬,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6月24日。他研究日本态度的反覆变化,认为和高宗武的赴日有关。7月22日日记云:“倭阀对我变更态度者,其果误认吾内部之动摇,而与高之荒谬赴倭亦有关系也。”他当然了解高宗武此行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25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访日报告,日记云:“觉汪神情皆不自然,果有愧怍之心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5日。

  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陈公博:《自白书》,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0页。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08-1310页。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傀儡组织》(三),第51-52页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日记云:“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旨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9日。当时,蒋介石正在谋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谈话中,汪精卫询及此事,认为“可虑”。《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46页。国民党关于这一天的谈话,蒋介石后来电告龙云时也说:“中此次在渝,并曾详切面告汪先生等,以日寇之狡狯毒辣,若我有人向其谋和,则寇之狰狞面目必毕露,万不可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7页。可以看出,汪主张与日本言和,蒋反对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后来汪精卫回忆说:“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曾仲鸣先生行状》,《河内血案》,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页。可见二人之间辩论的激烈。蒋这一天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大为失望。陶希圣致函胡适说: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落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397-398页。陶希圣的这段话,生动地描写出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的两种不同精神面貌。汪精卫等人,最初是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和”,现在,由于和蒋介石意见对立,只能到政府之外去“主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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