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周小川凭何三任中国央行行长

http://www.CRNTT.com   2013-03-19 08:59:39

是的，从财务上看，上一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就已是世界第一；但成本明摆在那里。在这位央行前官员看来，上一轮改革将近3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甩给了财政，这是财政的隐形负担，中央银行之所以保持这么高的利差，很大的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上缴给汇金，汇金要给财政买单。 　　“工、中、建这轮改革甩出去的不良资产，通过汇金上缴的利润已经差不多对冲掉了；但上一轮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成立有8000亿元的资产还挂在那里，再加上农行的8000亿元，一万六千亿挂在那里，靓丽的财务报表背后，是巨额的财务负担甩出。”该人士如是说。 　　一位银监会中层也曾做过类似的分析，1949年到2007年，58年间，中国的银行业放贷只有26万亿，而从2008年到2011年仅仅4年的时间放了30万亿，前58年贷款余额不及后面的4年。“前面58年，商业银行曾做过三次不良剥离，超过了3.3万亿。” 　　来自中央银行、银监会、商业银行在内的中国金融体系的精英们，都已明白上一轮“四万亿”下大投入模式已是不可持续了，“不可能再干第二次了。” 　　然而，这恰是身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困境”，这既缘于身处转轨时期中国经济自身的毛病，也在于中国央行缺乏决策独立性的尴尬位置。 　　借用周小川的话说，新世纪以来，“转轨”的发展阶段特征，使中国的货币政策面临明显不同的调控环境。 　　“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较低、提升空间较大，处于起飞和赶超的较快发展阶段，各方面的发展积极性很高，经济主体容易出现过于乐观预期。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软约束’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各地方举债、上项目的动力都很强，都希望‘银根’松一些。加之中国尚在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36.2%升至2011年的51.3%，地方政府建设发展任务较重，也倾向于融资条件更宽松一些，金融支持力度更大一点。”周小川分析。 　　“在过去十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都表现出了走热容易、走冷不易的不对称特征，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 　　中国经济在转轨阶段存在的“过热冲动”，使得中国货币当局不得不更加关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并始终把防范通胀风险放在突出的位置上。 　　从2003年开始，周小川和他领导的人民银行就致力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箱的不断创新和丰富，从对冲流动性的央票，到存款准备金手段，用货币金融的术语说，“在金融宏观调控的工具选择上，目前中国采用了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 　　2003年4月，在SARS疫情严重、伊拉克战争爆发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就创造性地及早启动央行票据收回流动性，并成为长期运用的灵活管理流动性的有效工具。 　　2003年9月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手段，并逐步将其发展为常规的、深度冻结流动性的“中性”工具；这一手段在2010年后，成为周小川寄予厚望对冲流动性的“池子。” 　　自2003年9月起至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36次，其中上调32次(2008年下半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期间4次下调)。 　　这背后，央行的独立性一直成为周小川，这位中国“格林斯潘”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难题，借用吴晓灵的观点说，“央行连具体操作都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换句话说，将宏观调控争议的板子打在央行身上是有多不合理。中国央行缺乏独立性。而在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那里，联邦储备委员会仅需对国会负责就可以了，即使总统亦无权越过国会对其发号施令；而德国则干脆将联邦银行的地位写入宪法，央行行使权力不受政府干涉。 　　即便如此，过去十年，周小川在货币调控方面的努力依旧值得信任。 　　从数据上看，过去10年内，中国经济基本维持了“高增长、低通胀”格局，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明统计测算，2003年至2012年这10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速高达10.5%，显着高于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9.9%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10.3%。2003年至2012年这10年间，中国年均CPI增速仅为3.0%，显着低于1993年至2002年的年均6.5%以及1983年至1992年的年均7.8%。 　　“尽管过去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与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较快增长有关，但同时也离不开货币政策操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张明在其专栏文章中如是写道，例如，在国际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的背景下，央行通过实施冲销政策，成功地遏制了资本流入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进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风险。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