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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阶层结构：僵化与突破

http://www.CRNTT.com   2013-04-18 11:06:02

“赢家通吃”局面的出现 　　改革开放前，私人资本积累是不存在的，真正“值钱”的是行政权力，但在平等政治带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行政权力被限制了，无法实现变现的冲动。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改变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权力的笼子也打开了。 　　权力变现的早期典型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经济发展造成了一部分物资的缺乏，而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为牟取个人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那么，是谁拿到了这部分利益呢？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官倒”指的就是这些人。 　　这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为一些头脑活络、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一部分人游走在政府和社会的中间地带，寻找到了致富的机遇。这里面有很多是返城知青，他们的回归是一度被打乱的建国后才成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再组织的标志。当然，一些纯粹靠辛勤劳动起家的人也在这个环境下获得了回报。 　　1992年之后，市场化改革开始在去除了杂音的环境下进行。市场化不仅意味着“放权让利”，也意味着将过去积累的公有资产货币化、资本化，以明晰产权为名义，将其一部分以便宜的价格让渡给私人。一些国有企业、国有资源、国有土地成了制造暴富的源泉。 　　得到这些好处的，仍是与权力掌握者接近的人，即官员的亲属或子女。1992年开始有一大批官员下海，他们运用在政府工作期间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对政策的把握而实现致富。也有一些人凭善于钻营，与官员的利益输送而得到了机会，反过来，这样的商人也充当着一些官员的利益代理人，两个群体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当然，任何时代都不能否认有主要靠守法经营、勤劳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在权力市场化的大环境下，这部分人的数量是少的，想做到完全不依赖权力是极其困难的。 　　知识分子在与官和商的联盟中起到了他们的作用。知识分子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赚钱，只能依附于官和商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制造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引导舆论。比如，他们将“劳工神圣”的理念颠覆了，把改革、企业家、资本描绘为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使工农地位的下降被合理化了。他们开办各类的培训班，受邀为各级政府、各大企业讲课，成为官和商的老师和朋友；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承担政府的课题，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从企业获得收入，作为担任“吹鼓手”的报酬。 　　在这个过程中，官、学、商三者形成了顽固的同盟关系，掌控了社会的很多资源，造就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利益集团。相应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阶级则分化了，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在两个群体之外，还生产出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未来最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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