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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张五常在前后间隔差不多有近30年时间，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县际竞争这两个不同角度出发，来认识它们各自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确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秘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结果。张五常由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有了市场和政府两个轮子，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 　　科斯和王宁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认为，张五常分析框架的弱点在于：“它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 　　这个批评可谓击中要害。制度经济学最注重的是对制度变迁的分析，离开了制度演变的时间、过程和具体构成要素，最后只是以结果为结论，一定似是而非。 　　科斯和王宁关注中国的“边缘力量”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先锋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突破。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初始目标是拯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是要表达出这样的看法：中国改革的许多程式化描述实际上并不真实，至少是忽略或掩盖了那些“边缘力量”在改革进程中的突破性作用。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 　　农村土地承包制最初起源于安徽小岗村。这个完全是由饥饿的农民偷偷摸摸搞起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经过谨慎的探索，再到大规模的推广，最后终结了人民公社体制。乡镇企业是在国有工业体系的缝隙中，由农民在缺乏任何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个体户则是由城市底层的边缘人群所组成，从小买卖开始，逐步壮大为城市私营经济。经济特区是在沿海城市已经形成民间对外开放的形势下，由政府顺势而成。 　　科斯和王宁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有些人视为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其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比较张五常和科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差距所在。张五常把制度变迁的过程抽象掉了，把时间凝固了，把变迁中的一系列事件和要素都化约了，进而把中国市场化转型的结果，而且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看作是这个制度演变的最终成果。而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则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恢复那些被长期忽略的边缘力量的应有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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