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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对谈秦辉：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

http://www.CRNTT.com   2013-05-02 11:24:33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辉   　　秦辉：我觉得刚才傅高义先生已经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语世界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但我们的朋友却有一些批评。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刚才他已经讲了，他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对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进行启蒙，甚至也不是对中国人的启蒙，因为他的初衷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西方听众中大受欢迎，其实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虽然有些观点上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关于邓小平乃至中国改革史，因为中国改革还远没有结束，绝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评价邓小平，或是说评价中国改革，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但是要理解中国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邓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觉得改革前的历史是要谈的，即如何从“文革”到改革。虽然这本书直接谈论这一过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后很多对改革的描述都是与对这一段时间的分析有关的，甚至关于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书中经常提到“造反派”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怡也叫做“造反派”，这当然是邓小平时代的理解，因为他否定“造反派”当然就包括否定这些人，可是我们知道，迟群、谢静怡到清华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很难说他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造反派”。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这个过程遗留下很多问题。有一句1980年代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做“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讲了。我觉得这句话没错，我们还要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担心中国未来出现类似“文革”的状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谓“彻底”与否可能有争论，有人觉得应该重讲“文革”的苦难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文革”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摆脱“文革”。今天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确要指出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带了太多的“当权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这样一个过程。“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变成“文革”的单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跃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迟群、谢静怡。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实误判后来又被另外一些朋友从另外一个方向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讲的，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区别只在于邓小平说这样做是“整错了”而他们认为是对的。 　　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文革”图景给老百姓以强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当官的”，而当官的又是如此腐败，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吗？现在很多大学生对“文革”有这样的浪漫幻想。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的官方叙述与毛左派虽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事实判断上好像一样。所以使我们现在的“文革”话语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文革”的官方话语现在讲得是越来越少。确实，如果总是讲“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那只能增加人们对“当官的”的同情，而同时“毛左派”的朋友们说：“就是应该再来一场‘文革’，这是老百姓对于“当官的”一种惩罚。”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 　　如果我们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于走出“文革”，就必须要看到另外一种故事背景。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做的和说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邓小平说：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但此时99%的右派都已经平反了。又比如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造反”是他的伟大贡献，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实现了中国的革命，其实能够活跃到邓小平时代的“造反派”还不到总人数的1%，大多数“造反派”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打倒了。但是这个事实却被遮蔽了，似乎官方叙述和毛左创造了一个神话：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邓小平镇压“造反派”。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领袖”都在毛泽东时代就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杀、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的尸体，有十几万之多。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造反派”。他们是怎么死的？都是当权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以前我们说“否定‘文革’”时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定要讲的。 　　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到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改进”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 　　中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走向何处去的共识。这个共识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仍然没有，而且历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难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永远都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说老实话，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可以采取把不同意见在体制下加以调和的态度。中国改革这30多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堆积如山。现在的人们不会对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叙事的片面性，现在的人们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基础上还原事实，还原真相，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今后的道路沿着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延伸下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傅高义先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待邓小平以及1949年以后60多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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