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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中国官民矛盾何以激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6-03 12:07:36

赋权于民 　　低素质的民众缺乏表达利益、参与社会的能力，这一向被解释为中国现行政治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所在。这样一种把进行反抗的民众妖魔化为刁民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素质与其说是权利的开始，毋宁说是拥有并能充分合法行使权利的结果。 　　今天中国部分底层民众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倾向，实际上和素质关系不大。它的根源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目前正式的社会表达渠道还很不顺畅，弱势人群的表达权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强势利益群体已经构成实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事实上，弱势群体在采取自焚、跳楼、刺杀等极端方法之前，往往已经奔走呼号了很久，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极端的维权方式只不过是被逼无奈之下，弱者绝望的反抗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维稳、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以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显然，前者更为根本，也更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被赋予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同样处于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社会稳定的作用。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稳定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切实的尊重和保护。要实现这些，同样是一个赋权于民的过程。 　　以此观之，驯服权力和赋权于民，是缓解官民矛盾的一体两面。舍此无他途。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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