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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民国时期何以“大师辈出”？

http://www.CRNTT.com   2013-07-20 11:00:03

民国时期何以“大师辈出”？ 　　时代周报：你是如何了解到华西坝这一段历史的？ 　　岱峻：在之前的《发现李庄》等书中，我发现曾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与所长傅斯年谊兼同窗姻亲，在史语所迁往李庄时曾说，自己碍于交情，不得不去李庄，最后却爽约了；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944年3月举家迁往成都燕京大学；胡厚宣转投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吴金鼎留英回国，后投笔从戎，复员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民族学家马长寿在1942年离开李庄的中博院，应聘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人类学教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与李庄、与华西坝有着很多瓜葛，而且不约而同地投奔坝上，到底有什么原因？带着这些疑问，我一步一步走上了研究华西坝的过程。 　　事实上，写作过程中，我还多次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在成都的校友会活动，近距离地观察他们。我同样试图，从他们的银发、寿斑和苍老的声音中，去拼图坝上的青春记忆。这些年下来，他们也成了我的一份挂牵。除此之外，四川省委老干部曾庆祥和民族学者李绍明多次作为口述史受访者，提供给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 　　时代周报：相较于西南联大，华西坝研究是少之又少，为什么？ 　　岱峻：我希望本书是对华西坝五大学全景式的研究。为什么之前研究如此之少，我想原因大体有： 　　一是意识形态的遮蔽。自1949年以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中国进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毛泽东说，只有打扫乾净屋子才能迎接客人。打扫的是教会大学的过去，迎接的是苏联及东欧客人。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大学（尽管上世纪30年代逐步改为私立大学了，但是大家仍习惯称其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但是，从成都的一二.九运动，我发现其实这些教会大学民主气氛是很浓烈的。 　　其二，五大学与西南联大相比，一是缺乏统一的精神符号，亲历者各执一词。如李约瑟的回忆称其为“基督教五大学”，费正清书中称“成都联合大学”。院系调整后，原西南联大之北大、清华和南开显出持久的影响力，而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已寿终正寝。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说自己代表五大学。如五大学办学纪念碑。 　　其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校史，说到各自原有的部分，都有分解了，故叙述简略，更没有人愿意来做五大学的校史。 　　时代周报：从《发现李庄》到《李济传》，再到《民国衣冠》、《风过华西坝》，你一直将民国时期的“大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何民国时期大师辈出？ 　　岱峻：对于民国史，我有一个基本态度，即不神话民国，亦不可污化矮化民国。但必须承认，民国文化教育十分辉煌，这就产生了今天众所周知的钱学森天问。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我想主要因为： 　　首先，党化教育对文化教育的影响有限，执行力很弱，这给了学术自由有充分的成长空间。民国时期的大学大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方针。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教务委员会，成员全都是教授，由他们来确定课程和管理学校。为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日记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大学××专业教授，兼任××系主任或院长。大家都喜欢把教授的称谓放在前面，而把行政职务放在后面。因为那个时候不管是学者还是官员，看重的是学术头衔，而非行政虚名。 　　其次，大师层出不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主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七七事变”爆发，那代知识分子遭遇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耻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机，燃点起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于是他们自觉地把救亡图存当作责任，把学术报国当作目标，把国家民族的崛起视为理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说过：“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最后是学术的活跃，一是西风东渐，废旧学开新学以后，传统与新学的激荡对抗辩驳，就像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产生很好的动力。 　　作者：严友良　2013-07-19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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