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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年：渣滓洞刑讯室考

http://www.CRNTT.com   2014-03-02 09:32:33

渣滓洞“刑讯室”与白公馆“刑讯洞”  　　1950年1月20日西南公安部总务处行政科刘德明来渣滓洞正式接管，1991年他83岁时重返现场，经询问回答说：“刑讯室内的东西是看见过的，刑讯架基本是原来那个样子。”但除刑讯架之外，当时他还看见什么？他没说。  　　看守所设立之初，这间屋子是会议室。最初的政治犯都没有受过刑，放风时各牢房同时放，洗衣服同时洗，大家可以在院子里简单交谈。规定放风10分钟，常常延长到15分钟。院坝中有供看守使用的篮球架，政治犯们也可以打篮球，还和看守们比赛过篮球并且赢了。亲属可以探监，部分政治犯通过保释，或通过法律程序获得了释放（脱险志士唐弘仁于1992年“11·27”纪念日回忆）。  　　数月后政治犯们争取到开办图书室和小卖部，能够借到四书五经、《三民主义原理》等书籍，可以用内部券从小卖部购买生活必需品。这种情况直到1948年10月10日结束，这天突然实行各牢房分别放风，图书室也取消了（脱险志士金成林于2010年10月29日回忆）。 　　会议室变成刑讯室，两个因素：第一，内战激烈，局势紧张，1948年春天中共重庆市委违反地下工作原则，将《挺进报》直接送到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种公然挑衅的举动刺激了朱绍良，暴怒之中严令二处处长徐远举“限期破案”。压力如山，徐远举抓狂，为迅速破案，遂厉行严刑逼供；第二，渣滓洞不由地方法院管辖而归特务掌控，特务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法外活动”，“法外行刑”，无需批准。  　　但这只是应急措施，主要在《挺进报》案发初期，受刑的人数也并不多，基本能确定在渣滓洞刑讯室受过刑的有（根据许建业、陈然、江竹筠烈士档案材料）：  　　许建业，可能受过多种刑罚，次数不详，时间在1948年4月上、中旬。他是《挺进报》案最早的被捕者之一，但主要受刑地点在城内的行辕二处。  　　陈然，可能是老虎凳一次，时间在4月下旬。之前还在行辕二处受刑数次。  　　江竹筠，竹筷夹手指一次，时间在6月下旬。之前，她在被捕地万县受过刑，转押重庆在行辕二处一天之内受过两次竹筷子夹手指刑。  　　杨虞裳，时间在7月下旬。据金成林说“入狱时遇杨受刑回来”，受何种刑罚不详。  　　或许还有其他人在此受刑，但笔者没有掌握准确的史料。随着中共川东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徐远举立功受奖，在渣滓洞使用刑讯室的几率下降。1948年秋冬以后，渣滓洞很少再刑讯逼供。但也不撤掉，搁在那里对在押囚犯起吓唬作用。  　　一般来说，需要审讯时都是将人犯提出到别的地方。如脱险志士金成林和凌春波，曾被提出到附近的梅园审问，两个看守抬一架老虎凳随行，并没有使用，只起威吓作用。  　　白公馆看守所则并无“刑讯洞”。  　　这个直属保密局军法处的看守所（1939—1949年，俗称“白公馆监狱”）没有为逼供而设的刑讯设施。白公馆关押的多是审讯结束、准备转往贵州息烽监狱服刑的人犯，不转走的主要是军统违纪分子。抗战胜利后，息烽监狱撤销，其关押多年不能释放的政治犯转押白公馆，这些人一般无审讯必要，更无刑讯必要。  　　1965年11月20日，重庆市人委办转发给市博物馆一份材料，称“今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李长路局长来我市了解‘渣滓洞’工作之后，（7月8日上午）曾找原国民党军统西南区总务处处长沈醉进行了一次谈话，现送上谈话记录一份，供参考。”  　　沈醉答覆有关“刑讯洞”等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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