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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话题：钱钟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

http://www.CRNTT.com   2014-03-08 11:13:55

钱钟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他最明智之处也就在于，很多事他看在眼里，思在心里，决不说、不写，因为他知道，“祸从口出”。这和解放前比变化很大。吴学昭认为：“对政治夸夸其谈，不是钱钟书的风格。以钱先生对社会政治的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的深悉洞察，不论会上会下，谈话绝不直接涉及政治。即使是学术讨论，一旦牵入政治，钱先生即三缄其口，绝不发言。多少年来，他保持沉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但也谨言慎行，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钱钟书不说不代表没有看法，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文人士子，以文字笔墨曲笔含沙者并不少见。钱钟书也不例外，李慎之回忆说，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到《宋诗选注》时，曾为书注语里“偶尔爆发的狂言大语”而捏一把汗，还说乔冠华认为《宋诗选注》是“那年头惟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这种曲笔言志的写法，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出的《管锥编》中更为常见。今者有人批评钱钟书的“默默无言”，缺少“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这是缺乏历史体验、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无知妄语，他们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储安平那样，言人所不敢言，最后被迫而竟不知去向。刘衍文先生曾说：“要是钱公真的挺身而出，与那些不可理喻的豺狼抗争，这无谓的牺牲究竟于中华文化何补？……在运动中钱公洁身自好，‘危行言孙’，绝不卖友求荣，助纣为虐，更不作弦箭之文、上劝进之表。箕子明夷，先生有焉。比之梁效诸公，何啻云泥？不意责人者却责之以死，其心何冷酷至此？此辈皆‘文革’后所生，事后高论，以炫其‘新’其‘锐’，不关痛痒故也。”钱钟书的不说，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现，没有洞悉政治本质的远见，没有坚守个人独立人格的决心，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钱钟书“黑材料”中“污蔑领袖著作”等言论，我想不是无中生有，它符合钱氏说话的风格，这间接也说明了他对做《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的一种态度，对现政权的一些看法。 　　钱钟书自己分析，他能轻易逃过关，主要是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这显然是书生看法。其实“反右”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辜的，都没有说错什么话，都没有理由被划为“右派”，放在人民的对立面。仅仅因为自己的谨言慎行就能免于浩劫，这是天真的认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已被传闻说过。“反动言论”的钱钟书，能免于被划为“右派”，应该不仅仅像杨绛说的这么简单。李慎之说：“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 　　除了谨言慎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钟书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在1957年之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这些经历一度让海外盛传他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钱钟书曾对夏志清苦笑着说，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海外之所以会有他担任过毛的秘书的传闻，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等中央高层都曾因外事顾问过钱钟书。有人说，钱钟书翻译《毛选》，“此事具有明显而光荣的政治意义”。“不论钱、杨主观上是否有不问政治、甚至有意疏远政治、清高超脱的倾向，但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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