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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垚谈卞仲耘之死：我没有忘记历史

http://www.CRNTT.com   2014-03-15 11:11:49

胡志涛的儿子悲愤地问王冀豫：为什么我妈妈到死都不说出那些打她的学生是谁？他说：“因为你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谁有权力公布凶手的姓名？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 　　“你不是公权力，仅仅是一次民间调查，可信度有多大？”李红云从她本人的专业角度评价，“更何况，你的调查能做到公正客观吗？这应该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的事。刘进作为当事人，都应该回避调查。可她却成了调查的发起者。” 　　“参与打死校长的到底是哪些人？现在事实其实是基本清楚的。何况当时并不是只有个别人在现场，但谁都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历史学者米鹤都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第一可能是怕得罪人；第二主要当事人当年尚未成年，公布是否合适，史学研究中没有定论；第三，谁有权利来公布这个名单？是不是要等这些人自己站出来？女附中的调查团队意见也不统一。” 　　于是，那些动手施暴的少女们，只能以匿名的形象，在女附中的校友们中间口口相传。 　　一个动手殴打校长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像《苦菜花》里的赵星梅；几年后她也成了批斗对象，精神崩溃，疯了。另一个人的知名度更高，因为她的腿有残疾，“文革”前就是女附中“身残志坚”的典型。很多人都认识她，也记得她在“八五”那天去木工房取殴打卞仲耘的棍子，拿着棍子一拐一拐跑出来的模样。 　　一个女孩按着卞仲耘的头，逼她喝涮拖布的脏水。后来校友们为卞仲耘塑像时，她也捐了款。一个参与殴打的女孩是一位副部长的女儿，她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还写大字报批判母亲“畏罪自杀”。几十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会，提到母亲，泪流满面。但一提到“八五”就变得特别无辜：我打过校领导？你看，我这样的人能干出那种事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在那一天 　　印红标对“八五”最初的记忆是：那天，他正在一家剧场里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出来发现自行车的车胎被晒爆了。 　　“那天特别热，也就一个小时。”他想不到，日后自己会当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 　　1993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1772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卞仲耘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是极少数。“八五”当天被打死的除了她，还有北京市工业学校的一位会计。大规模杀人是8月19日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要这些“黑五类”交出“变天账、电台、武器”时，产生的群殴杀人行为。《人民日报》等媒体起了巨大的号召和鼓励作用。 　　另一些数字表明了杀戮的发展过程。“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后，并未马上出现暴力杀人的高峰期。从8月26日，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从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有组织地杀死“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公安系统会议上公开讲：“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直到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死亡人数才有所下降。 　　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无疑是1966年8月25日的“榄杆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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