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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

http://www.CRNTT.com   2014-05-03 09:48:58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的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也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相通的。在《论中国战后建设》里,他这样谈到他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在私有财产尚未废除以前,虽然家庭仍为保有财产的一个单位,但不复是惟一单位,而且不复是人们运用财产的一个单位。人们将以其手脑,其所有一切,参加另一经济生活的单位——企业组织,或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去了”,更进一步会“形成更大的更强有力的集体生活,而以整个国家为一集体组织”,“人在自己有财产的时候依赖财产,有事业的时候依赖事业,没有财产、没有事业的时候,或衰养死葬、天灾流行的时候,可得国家的救济与帮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学校的相当帮助;疾病医药,可得公立医药的相当帮助”;同时,在这样的国家集体生活里,奉行“人必须忠于(国家和)集体”的道德原则:“为了忠于(国家和)集体,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牺牲集体以外的一切”。[13]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私有制,有资本家的存在的社会,但无阶级对立,无贫富悬殊,无失业痛苦,物质又很丰富,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或是人人不谋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经过了改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14]在我看来,还有浓重的国家社会主义色彩。而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他后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既是“一个完善的单位保障体系”(这是卢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个严密的管控体系(这是卢作孚当年不曾预料的)。[15]而“为了国家利益要无条件牺牲个人”的伦理是至今也在坚持的。
 
  卢作孚在《论战后建设》里,还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极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争代替斗争,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设的完成”。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具体的“经济事业有精密的计划,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无计划”,它虽然“亦自有其供求适应的定律,但其供求适应,是追随于过剩与不足之后,不能事前控制或适时应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你存我亡的竞争”中,更是造成“无谓的损失”与破坏,这都不利于建设的高速度、高效率的发展,而这样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所急需的。[16]这些思想都和毛泽东的追求相通:毛泽东正是要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办大事”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以至治国的基本战略。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卢作孚在1949年决心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是振兴民族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这样的选择,又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因为爱国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当时称作“进步知识分子”,卢作孚属于此类)的两大思想特点。其实,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像朱光潜、萧乾他们都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就是在1949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共产党的原因所在。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
 
  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仔细考察卢作孚于1946年所写的《论中国战后建设》,在发现他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难看出,他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想象,和同时期毛泽东的设想,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差异和分歧。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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