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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应谨防“欧洲化”

http://www.CRNTT.com   2014-05-07 09:10:39

各方面的效率恶化 　　与此同时，当资源配置违背市场规律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通过计算基于企业数据库的全国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发现，2003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越来越快，但2003年以后，这个增长率是下滑的，这个拐点和政府把大量资源往内地配置的时间是吻合的，也即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带来了生产效率的下降。 　　图4体现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情况，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标准差表示企业效率之间的差别。如果有一个企业A，一个企业B，A比B的效率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下，由于A的利润高，B的股东会把B卖掉，去买A的股份，A的规模就会扩大，而B就会缩小，一直可以缩小到这两个企业效率一样。随着时间推移，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缩小表明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图4中计算了中国企业的TFP差异，蓝色菱形线表示的是所有企业，红色方块线表示的是那些在整个期间一直存在于样本中的企业。可以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企业之间的TFP差距在增加，说明一定存在政府的力量在阻碍市场配置资源，也就是说，2003年以后，反而是生产效率比较差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经济资源。 　　接下来我们在图5中把企业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组，于是得到TFP标准差的三条线。这三条线的位置是东部最低，表明东部企业之间效率差别最小，东部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强，然后是中部和西部。从拐点来看，东部在2003年以后几乎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拐点。到了中部，明显的拐点出现了，到了西部，拐点更为明显。图4和图5中2003年前后的拐点和前面所说的政府政策在2003年的拐点是一致的。 　　政府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区域平衡分配也导致了内地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最近中国高层领导人讲话，都会讲中国出现“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而我们发现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全国的问题，而是中西部的问题。我在几年前一篇论文中曾计算过1990-2006年非农业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扩张的平均速度，正好已经跨过了2003年的政策拐点。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表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作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到，地的城市化速度（7.77%）的确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4.56%）。当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城市三组则发现，东部这两个指标很接近（两者之差为1.80%），但是到了中西部，两个速度的差异就扩大了（中西部分别为2.94%、5.23%）。当内地省份把大量的地用于建设工业园的时候，由于交通运输成本太高，吸引企业投资很困难，导致内地城市创造就业能力没有那么强，于是土地浪费现象很严重。 　　当内地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我们选取2001年、2004年、2007年、2010年四个年份的数据分析当年的职工平均工资与房价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我们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组：2001年，东部与中西部在房价、工资关系上没有出现分化； 2004年，东部一组的房价相对于职工平均工资的水平有一些提高；到了2007年和2010年，东部一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这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政策有关。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受到控制，相对份额减少。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对于农民工而言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内地的投资增加，内地则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民工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民工荒”，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所以最终导致房价、工资轮番上涨。 　　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帮内地，可是如果想深一点，当沿海地区出现工资、房价同步上涨的时候，内地的发展也不容乐观。以浙江为例，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在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能在沿海地区继续生产的企业生产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迁移的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内地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会转移到内地，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而转移到内地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性企业和污染性企业，尽管口头上说内地不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一定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现在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内地迁移，会造成内地的污染问题。中国的河流是从西往东流的，这意味着把污染企业往内地迁，污染从上游往下游走，还会加重河流的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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