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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常态思维改造传统投资理念

http://www.CRNTT.com   2014-06-10 09:07:40  


 
  调整宏观经济分析方法

  文章表示,“新常态”需要我们用新指标、新体系来分析宏观经济,要调整和改造一系列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指标体系。传统的“投资制造型GDP”分析预测模型正在让位于“消费服务型GDP”分析预测模型。

  如果简单根据今年一季度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大需求统计数据,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来预测GDP数据,那么大部分预测者的结果都将是错误的。按照传统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根据三大需求数据能推测出的一季度GDP大约是7.2%左右,而实际公布的数据是7.4%。如果我们看部分省份的数据,那就更难以理解了。例如上海一季度投资增长6.5%,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7.2%,比全国低了近5个百分点,但是GDP仍然在7%以上。北京一季度投资增长5.5%,消费增长5.1%,工业增加值6%,GDP仍然在7.1%以上。

  这种情况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了,传统的经济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已经失灵,三大需求的表征意义和代表性也改变了。

  例如,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预测消费,但该指标基本不包含服务消费。现在,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产业了。越是发达地区服务消费的占比会越高。北京、上海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是说北京上海的消费增长不如全国,而是服务消费正在快速增长,占比逐渐提高。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表投资的增长率,但必须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和增长速度,与GDP统计上的资本形成的总规模和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额。去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高达4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80%,资本形成额只占GDP的50%左右,两者差距越拉越大。我们用海关统计的进出口总额来衡量贸易增长同样也面临着挑战,这中间除了服务贸易、热钱的扰动外,还有很多虚假的统计成分。我们用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和物流数据来预测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同样也面临着挑战。

  当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产业,并且占比正在快速上升;当服务消费正在快速上升,并且在部分地区已经超过商品消费;当投资中用于土地等相关支出越来越高,这些支出无法形成当期资本;当贸易更加注重服务贸易和贸易附加值;当整个中国经济已经由过去的投资制造型开始向消费服务型转变,我们过去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关系等基本分析框架必须要重新改造。这是我们建立新的投资分析模式的基础。

  不可夸大调控短期作用

  文章指出,“新常态”要求我们关注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方式的变化,不能过分预期和夸大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作用,特别是对股票市场的刺激作用。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每当经济增长跌入低谷期,政府都能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将经济拉起来,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这也形成了人们对政府力量的过分依赖和过度高估,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是政府解决不了的。关注政策动向,已经成了证券投资者的基本思维习惯。

  与欧美各国政府相比,过去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来源于以下三种力量:第一,政府的强大行政动员力量。这种行政动员力量往往会导致一些经济主体在特定时期不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行事。例如,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商业银行能在当年将新增信贷扩张到近十万亿元,这肯定不符合商业银行的正常市场行为。第二,来源于中国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资源。政府控制着主要经济资源,并直接配置或干预配置,形成了对经济的强大干预能力。第三,政府制定并决定着主要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规则。改变制度和规则,就能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每当经济增长步入低谷期,政府都能通过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把经济拉起来,但是实际上过去我们基本上不存在单纯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整政策总是和政府其他三方面的经济干预能力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光靠宏观调控政策,很难有过去那种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市场化改革思路以及“新常态”理念,都要求政府宏观调控必须要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必须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市场能做的事情让市场来做。必须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直接配置比例,要让市场去配置基本的经济资源。即使是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也应该让市场去配置,或按照市场规则去配置。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的后果,特别是要将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结合起来。短期能将经济增长迅速拉起来的政策,长期来看未必是好政策,其不良后果会慢慢显现出来,例如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要消化2009年超常政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只能适度熨平经济波动的周期,不能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改变趋势性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各经济主体和投资主体,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转型变革,不能充分认识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条件,从而作出根本性的改变,依然将希望寄托在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调控政策来改变当前的环境和条件上,这种幻想必须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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