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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http://www.CRNTT.com   2014-09-13 12:11:31

接着就迎来了 1966 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也成了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斗。 　　1969 年春，我们带着儿子，一家三口来到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五七”道路，种稻、种菜、打砖盖房。1970 年，我被指定为工农兵草棚大学教员，1972 年随工农兵学员返回北大中文系，连续三年到《北京日报》、《河北日报》、大兴天堂河等地劳动实习、边教边学、半工半读。直到 1979 年，随着全国右派平反，我才终于被摘掉“右派”帽子。1958—1978，时间长达 20 年，这正是我精力最充沛的 20 年！ 　　康香阁：季先生说您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您和汤先生仍然选择回到北大，是有所特指吗？ 　　乐黛云：主要指的是 1982 年夏天到 1984 年夏天这一段时间，这也确实是我是否留在北大的第三次选择。1981 年我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一年，1982 年夏我的访学时间结束，但我的学业还没完成，恰好伯克利大学提供基金邀请我去做两年客座研究员，我自作主张，留下来继续学习。这时北大开始流传着各种我不再回国的流言。 　　康香阁：您最终还是回来了。 　　乐黛云：当然回来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些流言蜚语也不全是空穴来风。在美国期间，我多次应邀到英、法、德、意、加拿大等国访问、讲学、开会，有一定影响。1983 年，汤一介也来到哈佛访学，我的一双儿女也来到美国读书。我们一家人留在美国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也确有一些美国朋友提议为我们办长期签证。那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政治形势不是很稳定，一些朋友告诉我，国内又在大反“精神污染”，有的大学又在搞“人人过关”，回来等于自投罗网。在这人生转折的又一次关键时刻，我还是选择了北大。1984 年夏学期一结束我就回来了，我甚至想，回北大后，顶多再挨批判，不让上课，大不了我再去喂猪，我不能离开北大！这就是我的第三次选择。其实，自从我回国后，又曾多次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和欧洲，我也确实有一次次机会长期留在国外，1990 年 9 月，加拿大麦克玛斯特（McMaster）大学授予我和汤一介荣誉博士学位，并聘请我们在该校任客座教授 4 年，我们谢绝了 4 年客座教授的任期，只同意第二年在该校讲学半年。我们没有留在国外的打算，我们的事业在中国。 　　康香阁：您坚决留在北大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 　　乐黛云：从 1948 年考入北大，我就觉得我属于这个地方，我和北大已融为一体，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我总觉得我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为我的祖国做点事。每一次在国外，我总是对北大的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我给我的一位同事讲，我最能产生思想、最能写作的地方，就是自己家里的那间书房里的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正如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这就是我一次次要选择北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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