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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我的中国历史观 | |
http://www.CRNTT.com 2014-12-27 10:50:14 |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查钊忠(巨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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