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尹继武：剖析极端暴力的政治心理之维

http://www.CRNTT.com   2015-03-31 12:54:16

上述看法看起来似乎有点反直觉，即，恐怖之事的行为者居然不恐怖。但是，这种看法确实也得到了相关的事实的证实，比如上文所述的艾希曼。审判艾希曼时，是进行电视转播的，让阿伦特自己感到意外的恰恰是，站在法庭上的艾希曼就是一个邻家的普通市民，而不是我们传统上所联想到的丧心病狂之徒。恐怖主义者也是如此，我们往往认为恐怖分子是一些精神病态者，他们出身寒微，遭受挫折，心理扭曲。但是，通过大量的恐怖分子的集中分析，政治心理学者又发现，很大一部分恐怖分子并非是如此，他们或许出身于中东的富豪之家，在欧美接受的教育，非常熟悉欧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他们可能平时过着与正常人无异的生活。当然，根据最新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证据和著述，质疑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二零一四年德国学者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一书。根据阅读一九六一年被审判之前艾希曼的回忆录和文件，她发现艾希曼其实不是一个阿伦特所言的“不会思考的人”，而是一个极度理性、献身于纳粹事业的纳粹党人。很明显，阿伦特是被电视上的艾希曼欺骗了。实际上，这进一步加强了极端政治心理的理性特征。 　　早期理解极端势力和分子的理论，试图从行为者本身的属性入手，去理解这些人为何具有那样的特质。“二战”结束后，对于欧洲土地上为何法西斯如此盛行，政治心理学家开始思索德国人的家庭教育及其特殊的人格。在开创性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中，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心理测量的方式，得出德国人天生就具有一种顺从权威的人格特质，而且是在家庭教育中形成的。但这种偏向于国民性研究的权威主义人格，遭受到了大量的批评。而且，“二战”期间，心理学家弗罗姆在《逃避自由》名著中精彩地指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由于现代人的自由过剩所致，即物质文明的提高，以及宗教革命将人们从神的天命下解放出来，但是人在面对自由选择时，往往陷入自由过剩以及焦虑之中，所以希特勒的产生正是顺应了这种历史心理。这种精神分析学说，往往经受不起科学的考证以及证伪。因为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极端势力的解读，其基本假定往往就是基于人的潜意识中的暴力冲动，这种潜意识起因可以是性欲，也可以是死亡本能等。将人的破坏性归结于人的内在潜意识，认为病态的性情和特质导致了极端的政治行为，这与我们上文所述的相反，既遭到了理论层面无法证伪的挑战，同时也是与诸多事实不一致的。因而，论及各种极端政治势力及其分子，我们需要规避惯常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即这些人的人格是怪异的，心理是歪曲的，情绪是变态的等等。 　　仅是宗教吗? 　　传统上，极端势力往往容易跟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联系起来。比如，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伊斯兰世界对于西方文明的仇恨体现，“基地”组织及其精神领袖拉登成为这种宗教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符号。这也导致十余年前，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甚嚣尘上，尽管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事实上，极端政治势力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宗教成为各种极端政治势力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放眼全球，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情感对决，成为欧美国际恐怖主义发生的重要背景。而在其国内社会，爱尔兰共和军、加拿大魁北克以及俄罗斯车臣等分离势力，更多是族群冲突的体现。在此意义上，族群之间的分离与独立要求，成为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强烈诉求。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政治暴力及其诉求，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极端势力的政治目标，并不在于宗教的独立或自主，而是为了达到政治性的目的，这些目的包括相关领土的独立和族群的自决，影响各国国内政治，形成各种政治交换或交易。但是，极端政治势力的目标导向，并不会导致手段和措施的可协调性，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恐怖活动，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惧，以此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