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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能否实施脱离大陆的经济新转向策略?

http://www.CRNTT.com   2016-02-05 10:36:22  


 
  首先,台湾当前的“民粹式”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台湾不少民众原先简单地认为,只要实施了美国式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台湾就必然具有发达国家所具有的经济发展优势,很快成为高收入、高福利、高文明的发达国家。然而,台湾经济无论是起飞阶段还是在当前提升阶段,主要是依赖深度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出口依附型发展模式,这种出口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的是资本的强势、国民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必然造成的是台湾南北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固化以及南北民众经济利益的对立。而且,这些问题在台湾当前实施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的放大与扭曲效应下,必然会形成一种难以扭转的、独特的“强社会、弱政府、资本对立”的体制格局。一方面,要摆平不同利益诉求的选民集团,不同政党必须要加码开出响应基层民众越来越膨胀的自身利益需求以及超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种高福利诉求,甚至要去满足民众追去绝对公平的“民粹式”需求,典型如台湾岛内就出现了不同地区所有高校教授的年收入基本为20万人民币的绝对平均主义现象,长期以往,这必然造成台湾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台湾企业与商家发展环境需求的内在不兼容。另一方面,在民进党打着为普通民众争取最大利益旗号的扭曲效应下,台湾逐步形成了一种“民粹式”的共识,国民党是代表权贵和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要求对大陆的贸易和服务开放政策只能给权贵和资本家带来好处,对民众利益带来损害。因此,马英九政府要跟中国大陆签一个有利于台湾发展的服贸协定,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就轻易化为泡影。这种情形下,台湾的“民粹式”竞争性选举民主体制所造成的“强社会、弱政府”的体制格局,所创造出来的资本逻辑跟政治逻辑的相互不兼容体制,即便是蔡英文上台,短期内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利于资本发展的体制格局,更何况民进党就是台湾这种“强社会、弱政府、资本对立”格局形成的始作俑者和推手。在台湾已经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以及自身发展环境逐步恶化的情形下,台湾企业和资本的转移有着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逻辑,不可能由政府或某个政党的意志来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蔡英文试图通过所谓的“国家力量”来扶持本土企业的发展策略,长期未必可行,也未必会真奏效。

  其次,台湾经济的沉沦,是过度依赖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必然结果,而非中国经济崛起对台湾的挤压效应。台湾经济的起飞基本是依靠模仿和吸收日本的技术和生产模式,切入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和贸易体系来实现的。这种依附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台湾经济处于低端发展阶段时,是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然而,一旦台湾经济要进入高端发展阶段,台湾的代工企业则需要通过打造自有品牌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由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与发达国家构成直接的经济利益竞争关系,由此遭受掌握核心创新能力和先进生产设备研发生产能力的美日为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锁定”效应以及代工利润的“纵向压榨”效应,导致台湾经济无法继续向高端阶段升级发展,也无法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工作岗位。同时,台湾面临的根本性发展困局是,由于自身本土市场的狭小,无法利用本土市场空间实现经济由低端向高端发展阶段的转变,只能被限制在出口依附型的发展轨道上。再加上台湾劳动力工资水平、土地价格等要素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台湾“小确幸”一代年青人创新创业精神的弱化,必然导致台湾资本的外移和产业的“空心化”。因此,台湾经济的沉沦实际上是自身禀赋条件和全面参与全球化的双重结果,是过度依赖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必然结果,而非大陆经济崛起的挤压效应。相反,没有大陆市场的支撑,台湾出口竞争力下降得会更快,经济优势沉沦得也会更快。更为关键的是,民进党在台湾岛内一直将台湾经济的沉沦妖魔化为大陆经济崛起挤压的结果,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了台湾部分民众对与大陆经济深入全面融合的反对和巨大阻力,使得台湾经济利用大陆市场摆脱依附型发展模式的体制性难度加大,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台湾经济今后发展的道路选择空间,这种局面下台湾经济的沉沦必定就是不可阻当的既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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