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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尊重两制差异　重视一国宣传和实践

http://www.CRNTT.com   2017-04-18 00:15:28

上海东亚研究所港澳研究室主任何文。（中评社　兰忠伟摄） 　　中评社上海4月18日电（记者　兰忠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前举办“香港回归二十年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学术研讨会，上海东亚研究所港澳研究室主任何文在会议中表示，香港《基本法》在起草时，确立了“实质意义上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最终颁布的《基本法》虽未在文字上明确，但制度设计和立法意图清晰、完整地体现了“行政主导”这一主题。之所以采用此政治体制，主要是因为“三个遵循”：遵循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遵循世界潮流，简化程式，提高效率；遵循港人认受此体制的惯性。 　　何文指出，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然而，回归以来的运作实践却表现出“配合不足、制约有余”，立法会扩权、滥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立法关系，甚至有碍行政主导的顺畅运作。 　　既然行政立法可以“相互制衡”，为什么会出现立法会滥权、扩权？何文认为，主要有四大原因：第一是，基本法赋予了立法会立法权和质询、调查、辩论等制衡政府的权利，立法会不再是行政长官的咨询机构，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立法机关，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从回归前的“咨询与配合”扩大到“制约与配合”。 　　其次，香港回归后，市民看待政府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认为特区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殖民政府，而是要向港人负责的自己的政府，政治参与热情大为提高，对行政机关自然要求会相应提高，期望也增加，这给部分立法会议员打着民主的口号，将“制衡”作用不断膨胀提供了土壤。 　　第三，行政长官虽然可以限制立法会议员提出的议案，拒签立法会通过的议案，但是顾及政府与立法会的关系，政府的计划和财政拨款申请都需要立法会批准才能生效，因此必须与立法会保持一种互谅互制、相辅相成的伙伴关系，因此这种权利不能经常使用。 　　第四，部分立法会议员，特别是民选议员，在选举时向市民作过多承诺，在任职期间必然向政府施压，以便向市民交代，谋求下届选举时再次当选，于是有的充当政府的“反对派”，有的保持竞选时“街头战士”的形象和风格，有的“不做事只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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