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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反修例运动 显示两制融合难题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第二阶段为2019年6月，反修例运动巅峰阶段，出现数十万人的数次大游行，释放强烈的反对性民意，政府权衡利弊，决定无限期暂停修例并检讨政策错失。第二阶段的大游行规模和人数创下香港回归以来之最，对特区政府管治权的瘫痪效应放大到前所未有之程度。这种异常的政治景象完全超出了一般人对香港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看到了一幅“强社会、弱政府”的艰难管治场景。《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教诲之一就是，政府必须首先有权威和能力进行统治，才能提供民主善治的系列公共品。特区政府表面上是“行政主导”，实质面临着“四座大山”即立法会拉布、能动主义司法覆核、过于保守的公务员体系及不断激进化的社会运动之重重“围困”而难以有效施政，这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地管治的特殊制度困境，特首即便能力再强亦难以有效腾挪。此次运动之后，如何加强行政主导的制度保障也是应当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阶段为2019年7月之后，以七一占领立法会事件为标志，反修例运动的基本诉求以政府暂停立法而得到回应，部分激进人士占领立法会、瘫痪管治权的暴力行为早已超出运动原初指向，而异化为一种隐约指向国家、直接针对特区政府、严重冲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勇武抗争路线的新范式。这一新范式是香港民主运动的质变和灾变，特区政府应当依法检控和遏制，香港泛民主派应当主动切割以避免遭受夺权及侵蚀，维护香港民主政治的基本道德底线。第三阶段应当是运动降温退场，特区政府实现民意逆转、推动“政治问题法律化”、依法严格精准检控以明晰合法抗争界限的理性收尾阶段。 　　不过，此次大游行及七一风暴亦表现出新时代香港与内地融合的实质性难题以及香港管治的结构性困难，不得不察： 　　第一，香港对内地体制与法治的不信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不仅来源于香港法治与西方的完全一致性及香港人的制度优越感，而且来源于内地法治与治理现代化进程未能充分完成及结构性成熟，甚至内地近些年出现的“左转”现象更加剧香港人的融合疑虑。 　　第二，反修例大游行暴露出中央在港管治权的不健全和虚弱性。“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本来是中央基于信任而授予香港地方的，但却被香港反对派及外国势力滥用来对抗中国国家利益。蓬佩奥的一席话甚至超过了中央的多次喊话，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和“影子管治权”不容忽视。 　　第三，特首权威及行政主导制受到进一步冲击。基本法确立的尽管不是最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制，但偏向于行政主导制，尤其突出特首对特区及国家的双重负责制，但这一体制在回归以来面临香港本地的四座大山而渐趋弱势化：立法会拉布、司法覆核、社会运动及公务员保守性抵制。即便是林郑特首这样的资深“公务员”仍然面临这样的结构性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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