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

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http://www.CRNTT.com   2009-03-17 09:28:15

批评大众会丢失选票，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拎出少数“新自由主义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风险，高收益，顺手再牵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政府救市，政府开支，政府监管，如陆克文先生所言，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础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将承担四大历史性的任务：拯救私人金融系统、刺激社会需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临人间了吗？  　　麻药剂还是手术刀？  　　毫无疑问，在危机时刻，政府应动用一切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这个承诺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公众能够监督执行的。  　　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于1998年夏季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  　　令人担忧的是，陆克文总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重新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如果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变成繁荣时代的常规，政府在危机时期获得的权力延续到正常状况下，就将对经济的效率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哲学上讲，陆克文先生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扑灭澳大利亚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剧院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样的原理。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个原则是以改革与重组为目标，只有同意和准备进行重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维护信心为目的，它们没有看到，恢复信心的关键是恢复微观经济单位的财务健康。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资产-负债的调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复得越快。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勇气对选民讲实话，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延长了经济衰退期。 　　拯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政府接管金融机构，原来的高管就要下台。对于次级按揭的债务人，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代价，否则将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公正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次按债务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正确的政府救助应该是增加破产后的补助，而不是输血以阻止破产的发生。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