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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改的“中国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1-05-24 11:40:46

“平均教育”与“精英教育”之辩 　　从基础教育体制的弊病上来看，韩国与中国如出一辙：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课务负担过重，为了取得好成绩，学生放学后还要去课外辅导班补课。补习班费用(在韩国称作“私教育费”)很高，导致很多贫困家庭不堪重负。结果是，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了教育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鉴于此，1974年，韩国推行了“教育平均化”政策，口号是“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私教育费”，“教育让大多数人满意”。 　　其具体做法是：教育统一化，强调“整齐划一性”。每个阶段所有的学生使用统一的教科书，取消“公、私立”学校之分，取消初高中入学考试，废除重点学校、中小学生就近入学(学生可报志愿上居住地附近的几所学校，最后抽签决定，类似于中国一些大城市实行的电脑派位录取中小学生)。一年一度的高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划定录取分数线，各名牌高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新生录取分数线等等。 　　这其中，严格实行“三不政策”：即“不允许高校自主举行入学考试、自主招生；不允许各高中学校按高考成绩划分重点非重点校；不允许私人捐款入学(类似中国交赞助费上学)”。 　　“教育平均化”政策推行几十年来，拥护者和批评者比例相当。拥护方认为，该政策对防止基于教育不平等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有积极的作用，符合“不患寡患不均”的儒教伦理。批评方则认为，“教育平均化”政策剥夺了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人为拉平学生天赋的优劣差距，是用“标准化教育扼杀学生个性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学好学坏一个样”、“学习无用论”。 　　应该说明的是，韩国实行教育平均化政策30多年以来，并不是各届政府都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的。大体来说，主张公平高于一切的进步派左翼政府执政期间，推行平均化政策更积极一些，而宣扬效率优先的保守派政府上台就会多少有些变通。 　　如2003~2008年卢武铉执政期间，就坚决反对所谓精英教育，尤其反对重点大学垄断优秀生源。他说，“重点大学别要想选拔千里挑一的人才，能对百里挑一的英才加以培养就很好了”。他甚至主张大学也要“平均化”，他的幕僚甚至建议取消名牌大学原来的名称，改称国立第一大学、第二大学、第三大学等。反对派则批评卢武铉之所以这样“仇视”名牌大学，是因为他自己从未上过大学。 　　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则主张大胆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建议从平均化的教育体系转变为“以自主和竞争，强调效率为基础教育先进化体系”，其核心是“培养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型人才”，重点是高考的正常化，认为高考应由各大学主导，政府只是提供协助。 “教育平均化”几十年，“私教育”人数却大幅增加 　　但即使是在推行教育平均化最严格的年代，韩国仍然有精英教育的领地。在全国有一定数量的特殊目的的高中，比如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科学(物理化学)高中等，师资水平高，学费贵，个别顶尖的学校除了韩语和韩国历史课外，都用英语直接授课。 　　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将来考上名牌大学，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这些特殊目的的高中。而学生在正规学校接受的是平均化教育，很难考进这些门槛很高的高中。增加竞争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课后进入辅导班补课，为此要付出昂贵的私教育费和精力。 　　因此韩国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实行“教育平均化”几十年来，接受私教育的人数却在大幅增加：1980年，13%的小学生、20%的初中生、26%的高中生接受了课外教育；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83%、75%和56%，现在恐怕还要更高。 　　为了釜底抽薪，根本做到学生减负、降低私教育费，各届政府多次设想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如不以高考分数为录取惟一标准，还要根据学生的才能和专长决定是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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