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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http://www.CRNTT.com   2012-01-27 09:15:33  


 
  第二,经济发展和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关。在人均国民所得3000美元的时候,国民的教育水平还很低,很多人甚至还没有能力接受基本教育。但在人均国民所得3万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民就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民主的质量有关联。例如要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贿赂选票就比较难一些,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比较能够收集和处理有关候选人的政策信息,并对其政策作理性判断。这并不是说,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接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不会理性思考,而是说收集和处理政策信息需要知识成本。

  第三,经济发展导致中产阶级,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稳定的社会基础。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社会稳定,这是政治定律。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使得政治人物比较难以操纵政治,不管政治人物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必须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尽管台湾被族群议题所困扰,人民被族群议题所分裂,但是其民主进程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和平,这和中产阶级的庞大有关。刚刚结束的选举也表明,一旦族群议题不再成为选举主题,和平就会有保障。

  台湾的社会改革也同样重要。社会改革对和平的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在欧洲,民主政治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欧洲经历了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才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运动既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即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变成为福利资本主义,也促成了民主的转型,即从早期的精英(资产阶级)民主向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转型。在亚洲,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四小龙”,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而保障了民主化的和平性质。

  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在蒋经国先生时期,已经开始确立一整套社会保护机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制度。社会制度建设在把产业工人转化成为中产阶级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有社会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有劳动工资的提高,这使得台湾在很短的时间里,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同时,台湾政府也大力推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经济结构上保障比较公平的财富分配。所有这一些,都使得台湾能够避免欧洲式的长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促成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化的和平进展。

  有了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效的社会制度,政治开放和民主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民主是普世的,就是说尽管民主先发生在西方,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任何社会一旦其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人民必然会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除了台湾之外,韩国和新加坡也是这样。香港尽管还没有普选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的民主化运动也非常和平。有人说,香港已经成为“抗议之都”,什么样的抗议都可以发生在香港,但这么多年里,香港的抗议非常和平。很简单,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充满无限的暴力,但中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则倾向于和平。

  那么,中国大陆的政治发展会不会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呢?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会沿着日本或者“四小龙”的政治路径。实际上,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的政治路径都是不同的。再者,成为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也并非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民主的制度表达方式,也会和日本与“四小龙”的类似。中国可以也必然发展出不同的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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