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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示

http://www.CRNTT.com   2013-03-06 12:02:30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写的是法国革命，在中国离我们最近的是文化大革命，您是怎么认识这场革命的？ 　　朱学勤：说到“文革”，大多数人在它被否定前跟着当局走；在它被否定后认同新当局对它的否定。对这个否定，我坚持认为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第一片面，第二不彻底，是没有生命力的。“文革”当然要否定，但不能从统治集团本身的得失角度来否定，而应该从整个民族成败的角度来看。 　　文化革命为什么发生？既有1949年建立的以俄为师的制度的原因，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基本回避了；还有一点，“文革”虽是毛错误发动的悲剧性事件，但是应该看到基层大多数民众当时是群起响应的。这既有他们被愚弄的成分，也有前17年孕育出官民矛盾的扭曲喷发。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此后否定“文革”时连这个矛盾的客观存在也都否定了。30年不到，历史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当今社会最根本的矛盾，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官民矛盾。 　　人物周刊：照您的说法，官民矛盾从开始改革到现在一直存在？ 　　朱学勤：没有消失过。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在1959-1962年大饥荒的阶段发展得非常尖锐，然后到1966年，被毛泽东引爆了。这才形成这么大规模长时段的动荡。我认为毛要发动“文革”，有多层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和刘少奇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怎么讲呢？他承认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这个制度的阴暗面，他承认官民矛盾是这个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他是用错误的方法，而不是法制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用对干部阶层的人格羞辱的方式来解决，用湖南农运的方式来解决。承认这一矛盾的存在，这是白的，用民粹的办法羞辱官员人格，这是黑的。“文革”前短短17年，有官民矛盾，有官员特权，也有官员腐败，但是腐败的速度远远低于“文革”被否定之后的二三十年。 　　人物周刊：好像在改革这3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老百姓没有意识到这个官民矛盾。 　　朱学勤：相当多老百姓在1978-1980年时，被四个现代化的承诺和比较开明的政策调整所满足。但受到的抑制从长远来讲是会释放出来的。到80年代中后期，最流行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那是新时期老矛盾的爆发。之后，片面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都有了，于是和社会达成一个暂时的默契，就是只要政治上不挑战，经济上再度释放出致富空间。“92南巡”又掀起了经济上的热潮，社会又忘掉了官民矛盾。到了21世纪，发生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三农问题”出现了。当年改革原本是从三农危机的解决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解放出来，瞬间解决温饱问题，粮食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20年后回头一看，问题没有解决。从三农危机开始，维稳和维权的冲突发展了十几年，到了今天这一步。绕来绕去还是那个老问题。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官民矛盾永远也解决不了？ 　　朱学勤：我觉得解决不了。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相对开明的这一段改革开放时期，统治者中应该有有识之士揭示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再来看托克维尔，会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出身自由派贵族，但不受贵族的局限，放弃了有许多社会特权的贵族的名衔。他从本阶级的得失当中跳了出来，然后来总结为什么会发生法国大革命，既不站在旧制度这边，也不站在革命这边。这样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才使这本书成为百年不衰的名著。一个人只有挣脱了本阶级的局限，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者，最后留下的无论是精神作品，还是政治作品，才能经得起百年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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