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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

http://www.CRNTT.com   2013-10-21 15:27:55

入世的痴狂 中国文化的托命者  　　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也是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乡村建设运动之外，梁漱溟同样挥洒着他的儒家入世情怀。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许纪霖认为，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谓托天命，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梁漱溟的儒者之狂，可以从他遭遇的危险经历中找到解释。1942年2月，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并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这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这些话，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很多人的讥讽。  　　这封寄给两个儿子的长信，写于1942年初。次年7月，梁漱溟又在信后附有一则简短的“后记”，最后一句话写着：“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说到这一则轶事时，许纪霖会心大笑：“很多人觉得他狂，实际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承担了中国文化天命的人。”许纪霖认为，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受到阳明学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关怀，不是政治，是文化”。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梁漱溟也向访问者艾恺表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点是，他“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这些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统，王阳明认为我心即世界，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传习阳明心学的人大多比较狂，但这个‘狂’，不是虚妄，而是有实际内容，比如梁漱溟自认为承担了文化使命，并且这样做了。”许纪霖解释道。  　　1953年，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提出“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向毛泽东要雅量，至今仍然被学术界津津乐道。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时期，梁漱溟的儒者之狂走到了顶峰。许纪霖认为：“在当时，没有人有这样大的勇气，这次梁漱溟所表现出来的狂，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担当，背后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承担了‘天命’，代表了农民。”  　　梁漱溟这种儒者之狂，如今来看，饱含着一种时代的忧伤。“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许纪霖说。  　　（参考书目：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乡村建设理论》、《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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