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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迈入风险管控成本递增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4-01-19 10:28:32  


 
  因此,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本就内外经济失衡的中国,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假如经济战略转型迟迟不能落到实处,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迟迟不能破除,则显性与隐性风险不断放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终有可能成为引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导火索。无法对外辐射经济成本的中国,有可能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中国面临的外部挤压一点也不轻松。目前,美国正在加速边缘化WTO,并按照锻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打造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日本共享红利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一旦上述三大协议成型,极有可能成为美式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载体,甚至重新敲定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就会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以先边缘化“金砖国家”的路径逼迫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关设计可谓直接针对中国软肋。再加上美国一直可以对竞争对手高举高打的金融力量工具(高盛、标准普尔等)的使用,完全有可能在刺破中国经济泡沫之后洗劫中国多年来积累的财富。

  中国目前的两部类经济,即制造/出口型经济和聚焦高科技/消费者的新经济在整体棋局中的地位存在显着的不对称。长期来看,后者占中国经济的成分至少应达60%,才会引致经济成功转型。如果现有的经济政策目标导向依然立足维稳,将会放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文章指出,面对风险管控成本不断升高的现状,中国必须按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展开换血式改革,尽快提高货币政策投放的主动性与精准度,控制地方债风险敞口的持续扩大,并设法提升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以免中国经济跌入低质低效高风险的不确定周期。

  所谓按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展开换血式改革,就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应以提高投资效率抑或资本回报率为导向,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聚焦高科技/消费者的相关产业。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短期来看,应以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为基准,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尤其是借债冲动,严控债务风险度上升。对金融系统来说,既要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等渠道激活存量货币信贷,更要通过深层次改革,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以期提高经济体系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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