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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年谈中日交恶的背景与日本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14-03-07 08:59:30

针对当年日本试探性露出的“否定共识”牌，笔者曾在第一时间为《联合早报》写了《钓鱼岛争议与日本的四张王牌》的评论文章，剖析当时日本的战略。所谓四张王牌，一是“中国威胁论”；二是“两岸分裂”牌；三是“经济”牌；四是“北京怕乱”牌。 　　不过，事隔14年的2010年，当日本民主党政府利用“撞船事件”，公开否定两国存有共识（否认与中国之间存有领土争议）时，笔者注意到东京手中其实只剩下三张半牌。因为，原本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最大王牌，即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武器的“经济牌”，已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丧失了其威力或者有被反打“经济牌”之虞。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与1996年相比，“两岸分裂”牌的威力也今非昔比。于是乎，在“撞船事件”和“购岛事件”（2012年）之后，东京最得意的拿手把戏，莫过于鼓吹“中国威胁论”和渲染“北京怕乱”牌了。 　　从这角度来看，一年多来，北京日益强硬的姿态，对于东京来说，也许最大的冲击，就是东京再也不能利用北京为“维稳”而“自我克制”（日本媒体的惯用语）的弱点，施展其强势的邻国外交战术。 冀图收回三个“反省谈话” 　　值得注意的是，正当中日摩擦日益加剧的同时，日本与另一重要邻国，即与日本享有“共同价值观”的韩国，也在独岛（日人称之为竹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发生剧烈的争执。 　　至于安倍的参拜靖国神社，扬言要收回三个日本官方早年为缓和亚洲民众不满情绪而发表的 “反省”谈话，更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哗然和抗议。这三个谈话就是，一、1982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而发表的“宫泽谈话”；二、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为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三是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反思二战的“村山谈话”。对于这三个口惠而不实的谈话，老实说，亚洲舆论界的评价并不高。但就连这口头上的声明也要一笔勾销，则不能不令人对日本领导人的基本史观及其今后的走向感到不安。 　　当然，安倍首相的这些言行，并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为讨好选民的政治秀（即“选民迎合论”），也不是因为一小撮右翼捆绑日本国策的结果（即“右翼绑架论”）。恰恰相反，安倍妄图否定侵略史及其参拜“军神”的行为，是与其第二次内阁的最大目标，即完成“告别战后体制”的使命分不开的。这也是曾被视为“不负责任”和“无能”首相的安倍，得以重掌政权的唯一“合理解释”的理由。 　　说得更加坦率些，安倍的“告别战后体制”，其实就是1984年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结算”路线和1993年小泽一郎抛出的“普通国家论”的翻版。三者的共同目标，无一不是要抛弃限制日本军力的“和平宪法”。这个“夙愿”，其实也是打从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那天开始，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保守派人士力图摧毁与修改的法典。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是如此，鸠山由纪夫的祖父鸠山一郎首相也是如此；即使是被认为是“重视经济、轻视武装”的战后名首相吉田茂（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据小泽一郎的解读，其内心想的也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战后宪法对日本的牵制。 　　换句话说，战后日本保守阵营内部的“鸽派”和“鹰派”虽然时有争议，但在宪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彼此之差异，充其量只是对修宪的不同时间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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