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石佳音：十九大创新局　台方却视而不见

http://www.CRNTT.com   2018-01-13 00:10:06

以制度建设开创新局 　　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早就指出：“现代性”将带来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则会造成政治体制超载而易生动乱。在维持稳定同时追求发展方面，列宁主义政党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模式，而中国就是最佳的例子。不过，杭廷顿当年只注意到中共藉由列宁主义的党组织而在1949年建立了能够有效统治中国的政府，还未见到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一旦开始推动现代化，仍然有不稳定的可能。可是如果不启动现代化，国家又永远贫穷落后，难免挨饿、挨打，无法立足于世界。这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经常听到的两难悖论：“一收就死（或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依此悖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注定左支右绌，难以成功。台湾许多‘反共’或‘台独’的人就是这样看待中国大陆。”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悖论似乎已被历史证实。” 　　石佳音说到，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某种程度证实了“一收就死”。此后直到1989年的风波，又仿佛见证了“一放就乱”。其后直到1992年，大陆看似又将走回“一收就死”的“鸟笼经济”，然而邓小平却以“南巡讲话”推动了第二波更深入的改革开放。不过，在新一波的开放大潮中，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官场腐败和贫富差距引起的民怨，导致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甚至自2011年起连续3年国内的维稳费用预算超过军费，又仿佛再度证实了“一放就乱”的无奈。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个悖论的原因，再仔细观察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作法，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石佳音谈到，首先，“一收就死”，是因为政策不对；“一放就乱”，则是因为制度不良。由于中国各地方的情况和条件千差万别，为了摸索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势必适度放权于地方政府及市场经济。否则一旦收权于中央（及政府），就会损及地方的积极性和市场的合理功能，导致“一收就死”。可是，如果中央已有正确的政策，则集权中央及政府并不会导致死水一摊。同理，过去虽因制度不良，无法约束官箴、落实中央的政策，导致“一放就乱”。但如能建立合理有效的法治制度，那么放权并不必然造成官场与社会的混乱。 　　习近平在2014年10月23日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说：“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这就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要以“立法”（制度建设）来“治事”、“治人”。依此思想，他可说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视制度建设的领导人。以十九大报告来说，其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不是别的，就是“制度”（包括“制度建设”）──总共出现100次之多，甚至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70次！此外，还有“法治”（34次）和“依法治国”（19次）两个高频词语，都说明了习近平对“以制度推行政策”的重视。 　　因此，习不断强调：以党纪国法“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让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防违法违纪的“破窗效应”。在实际作法上，他更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积习，针对高级干部开始抓法治建设。过去5年来，省军级以上干部及高官“落马”了440人，其中含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43人（占总数11.4%）、中央纪委9人（占总数7%）。这些人中，包括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大老虎。只要这样的做法持续下去，大陆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就能成功。而只要官场风纪能改善，大陆政府的施政能力必然大幅加强，更能有效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石佳音表示，除了反腐与扶贫外，十九大报告里还宣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见健全市场机制已是大陆的既定政策，因此过去5年不断集权中央，已能做到“收而不死”。同时，因为习近平是以“约束公权力”的“制度建设”来推行其他政策，所以在“收”中含有“放”，并可做到“放而不乱”。有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5月13日国务院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说的：“既要落实放权的责任，也要落实监管的责任，两者齐头并进，既防止放不到位，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一定要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他强调，十九大后的新中国，将如此继续以制度建设开创新局，做到“收而不死，放而不乱”，而后就能收放自如，最终破解困扰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开发中国家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这将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其他开发中国家所做出的最大启示，同时也将消解台湾对大陆体制最大的疑虑。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