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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第一杠杆

http://www.CRNTT.com   2018-12-23 00:14:26

这些杠杆性作用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及精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独特”、“重大”、“不可替代”，这些定论性词汇，折射出中央对“一国两制”长期实践的正面理解与认同，同时也包含着对港澳助成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之“地方性贡献”的积极评价与持续性期待。既然港澳曾经做得那么好，既然国家在“一国两制”下与港澳共同致力于现代化及国际化事业的合作经验如此举世瞩目，那么我们就绝无不将“一国两制”事业坚持下去的理由。“五十年不变”不是具体制度的僵化不变，而是国家与港澳之互动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制度杠杆结构不变。 　　习总书记对港澳在改革开放中独特作用的理解与认知，充分回应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一国两制”在国家宪制决策上是高度理性化的，不是简单民族主义的产物，不是主权国家宪制原理的套用，也不是对英谈判妥协的结果，而是中央从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长远战略出发做出的自主性政治决断。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奉行“一边倒”的社会主义阵营策略，对内采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社会主义路线，彼时的港澳尽管也在国家建设中起到一定作用，但若实际回归不仅港澳繁荣稳定难以保持，而且港澳对国家的独特贡献也将缺乏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前对港澳的政策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不追求即刻回归，而是在两边制度及发展取向存在重大差异的条件下维持“殖民”现状，留待未来条件成熟时加以解决。改革开放则为港澳回归及“一国两制”的制度化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与国际体系调整的可能性。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国家发展的新主题，对欧美主流市场体系的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新策略。港澳尽管与国家制度存在分别，但是在国家决定性启动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条件下已经具备了回归及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1980年代，中英及中葡相继谈判完成，港澳回归进入历史倒计时，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将“一国两制”予以具体法制化。 　　港澳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从“殖民现状”转向全方位的“一国两制”特区。“一国两制”用于满足双重宪制目标：其一，从主权国家层面解决港澳回归问题，以和平方式处理“殖民”遗产；其二，回归后的港澳实行高度自治，保持及提升国际化地位与优势，转型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及杠杆支点。如此，则“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得以成熟定型：国家对港澳的非常规授权与港澳对国家之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这一理性在改革开放40年间得到了充分释放。在一国两制与改革开放之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国两制的具体法制化，而没有一国两制，改革开放就缺乏杠杆支点与方向感。改革开放40年中的“一国两制”，成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的华丽篇章，也是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智慧的凝练及升华。 　　二、以国家为中心：四点希望的国家政策背景 　　“一国两制”在宪制逻辑上是一个精巧的联动结构，有其内在的动力运行机制和本质目的，其具体演变和发展的一条主线即为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的结构取向。2012年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主场时代的到来，亦随着香港内部复杂的历史矛盾与社会冲突藉助“占中”、“港独”激进形式的总爆发，“一国两制”出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观念与制度转型。促成这一转型及新共识达成的是三份标志性文件：其一，2014年“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白皮书；其二，2017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习近平讲话；其三，2017年十九大报告“一国两制”专章。在这些关键性的中央政策文件中，“一国两制”之发展聚焦到了两个核心策略之上：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前者是国家法治对香港本地法治的监督、改造和升级，将香港治理严格纳入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将香港法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是“两制”趋向“一国”的结构性整合策略，既用于解决香港人心回归及国民认同问题，又战略性动员香港各阶层人士尤其是青年人参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和建设。在此战略性调整之下，深圳河不再是“一国两制”严格的制度界河，而是“两制”回溯“一国”的软边界。粤港澳大湾区则成为港澳和内地融合发展的新概念，是新时代意义上负担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新全球化制度创新任务扩大版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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