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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http://www.CRNTT.com   2021-02-08 00:04:33

三是排他性。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分法的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宗教上的一元论结合起来，则为对不同文明的征服提供了合理藉口。宗教上的一元论坚持人都只能信仰一个神，一种宗教，其他宗教都是非法的、不被允许存在的，信仰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为异教徒，应该受到惩罚甚至被消灭，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战争十分频繁，迫害异教徒的事件源远流长。西方文化中特有的思维方式加上其宗教观念，使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形成了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之间关系的定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总之，生成西方文明的地理及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一元论则使得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合作共赢是难以想象的。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经典认识就是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国家要赢得生存必须使自己强大，要么通过扩张，要么通过联盟。国家之间的和平只能通过均势来维持，但这种均势是动态的，一旦均势被打破，战争就会爆发，从而形成新的均势。这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必然逻辑。 　　二、中国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养成 　　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接触开启了上百年的羞辱历史，遭受了世界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中国在接受西方国际关系模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同时，也对这种强调斗争性、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际关系深恶痛绝，一直谋求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⑧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并积极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而作出的努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被认为不仅是国家关系内容和形式的更新，还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形态。⑨ 　　中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追求，既受到中国近代以来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关系模式接触的痛苦记忆的影响，也和中华文明的文化性格有关。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常吸收外来文明，但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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