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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关键为何？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打赢这场仗的关键 　　刘乃强：你也曾经做过公务员，你认为打赢这场仗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王永平：关键的地方当然就是走入群众了。第一，你打击青少年吸毒问题，在执法方面多做点比较容易，但实际上是不是最有效呢？你怎样去改变青少年的思维？怎样去争取家长、社会的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正生书院这间戒毒学校搬进梅窝这件事，到现在都没彻底解决。这反映什么问题呢？人家会觉得，政府最高领导都讲了要支持，怎么还处理不了？这件事件没做好，就肯定影响市民对政府带头打击青少年吸毒的信心。所以，这场仗其实不容易打。公务员可以提供协助但主要工作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例如怎样去联络社会各阶层，包括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宗教领袖，不同的地方利益、人事、家长、学校，凝聚整个社会。这是个庞大工程。如果成功，一定会拿分。 　　政改就相对困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2005年时，中央政府没有承诺普选时间表，所以，当时很多市民就说，政府都已经走出一大步了，为什么那些立法会的泛民那么执着？于是政府建议被否决的结果是泛民失分、政府得分。现在我们有了普选时间表，泛民要求2012年双普选，不会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但假如他们稍后要求讨论如何达到2017年及2020年的普选，或者功能团体如何处理、特首的选举模式等问题，政府完全不回应，市民便会同情他们。 　　问责制的重点在于有人问责 　　刘乃强：现在很多问题都是问责制…… 　　王永平：问责制的重点在于有人问责；如果官员做得不好，就下台。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内地的省市领导一样要负责的。第一任的问责局长，是有人因此问责下台的。现在市民印象是以前不道歉，现在频频道歉，但一切照旧。 　　副局长出来的时候，政府就说，你们不必担心，他们会问责的。一年了，副局长的知名度最高只有3%，很多人都不记得副局长的名字的。为什么？现在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市民感觉扩大问责制只是另一个高薪的公务员制。但一个弱势政府会不会因为有问责官员做得不好而叫他走呢？它会不会担心有骨牌效应，所以一个都不能走？这就麻烦大了。 　　我担心将来某些政策出了大问题，一定会有很多压力要求人头落地。因为市民还记得以前有人因问责辞职。我们很多地方在管治上要跟国际接轨，但在问责上，我认为我们在退步。 　　刘乃强：是不是抓紧问责，就可以达致良好管治的初衷呢？怎样去改善，真的要人头落地？ 　　王永平：是不是真的要人头落地，就要由政府评估了。例如，副局长一年了，有什么成绩？余下三年，是否每个副局长都令市民满意？ 　　刘乃强：而且是都是坐“直升机”上来的。 　　王永平：做得好，倒也不成问题。我原则上支持政治团队多点人帮手，但一定不可以急，要选合适的人才，比如，问责制副局长中，卫生食物局的梁卓伟，因为他专业，是博士，亦是大学医学教授，出了猪流感，他就出来解释，这就发挥作用了！ 我也同意增设政治助理，培养治港人才，我们可以选年轻的，但不要给那么高人工，否则很难对市民交代。 　　王永平小档案： 　　1948年生于香港。1969年香港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其后四年任职商界。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职驻GATT(即后来的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总署署长、教育统筹司／局长。1997年香港回归，获委任为教育统筹局局长，后任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工商及科技局局长。2007年退休。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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