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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

http://www.CRNTT.com   2010-03-15 14:39:39

1919年3月，斯大林（左）和列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马龙闪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提供的研究报告：卫国战争期间投敌变节、直接在德武装部队中服役的有70万到100万苏联公民；被俘苏联军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德寇警务部队中服役的，在敌占区为德寇地方行政机关服务的苏联公民，达20万到30万人。 　　当时，甚至出现过整整一个师的红军集体投降的事件。德国人将这些附敌者组编成9个师协同德军作战，这9个师包括：西乌克兰1个师、波罗的海地区3个师、白俄罗斯1个师、弗拉索夫指挥的两个师，以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两个师。所以，斯大林认为只有跟苏联政府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活下来，并有可能被敌人威逼利诱来反对苏俄。 　　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战争中的附敌变节本是常态，但出现如此规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驱赶富农”、“强迫征粮和大饥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一生谁都信不过 　　斯大林一生都处在激烈的争权斗争的中心，他对谁都信不过。 　　因为时刻可能发生的暗杀，他时刻戒备森严。他在克里姆林宫和孔策沃别墅之间往返时，5辆黑色轿车高速驶过市区，所经之处交通必须封锁。司机们经常互相超车，改变车队次序。车窗上都挂着窗帘，谁也不知道哪辆车上坐着斯大林。 　　他的别墅有复杂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灯。他去南方旅行等同于军事演习。女儿曾经与他同乘一辆专列，车上的警卫将他包围，每到一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机车人员聊天，并且总是咒骂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维斯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和空虚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压却不允许医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别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参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宠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个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党章更重要的人；贝利亚，脸色白里透青，带着尖刻、自满和某种小职员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肃反中不遗余力，他的秘书经常去落实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会流泪；赫鲁晓夫，一个结实、矮胖、狼吞虎咽、精力无限的乌克兰人；日丹诺夫，政治局里公认的知识分子…… 　　这种会餐后来变成大吃大喝、追忆往事和大开玩笑。这种时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畅。他常常回忆战争，怀念那些宏大的战役。但偶尔加入者，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点贪吃、时不时流露农民本色的小老头。 　　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乾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本刊记者李宗陶）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大相径庭 　　2009年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过2000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军乐伴奏下唱起爱国歌曲，舞台上方挂着斯大林的巨像，他身着军服，威严地看着台下。诗朗诵时，有人开始啜泣…… 　　“也许比这场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类似“斯大林重获俄罗斯人青睐”的新闻近两三年并不鲜见。2008年，在“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位列第三，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3世纪击退欧洲入侵者的俄罗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一家饮料商把斯大林请上了自己的产品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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